雷蒙德·卡佛——【大教堂】

柳蝶儿

这个正赶过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爱人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来回寄来寄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个什么盲人。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了一些别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了她脸颊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他的指触写过一首诗呢。她总是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

柳蝶儿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触，讲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诗写得不怎么样。我当然没跟她说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么样吧，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恋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一只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声再见，就嫁给她的青梅竹马了，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二等中尉了。

那之后，她离开了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那个盲人。是一天的晚上，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了。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告诉他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话录进磁带里，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跟那个盲人讲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他丈夫成了整个军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那个盲人，她正在写一首诗，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关于作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样的诗。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那个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了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 寄过磁带，也从麦克吉尔基地 和麦克康奈尔基地 寄过。最后是在特拉维斯，萨克拉门托附近，那晚她开始感到了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离开，与人失去了联系。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胶囊都吞进嘴里，就着一个瓶杜松子酒把它们都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柳蝶儿

但她没死，她只是恶心得吐了一地。她的军官——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还想要什么？——从外面回到家，发现了她，叫来救护车。后来，她把这一切都录在磁带里，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里，然后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项活动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娱乐了。在一盘磁带里，她告诉盲人说，她决定离开军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盘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关于我和她开始一起双宿双飞，她也告诉了那个盲人。反正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不告诉他的。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儿。她说，他提到了我。我说好吧，我听听。我给我们两个倒了酒，在客厅里坐下来。她把磁带插进录音机，调了两个转钮，然后按下一个按键。磁带先是吱吱地叫，接着一个人声音很响地说起话来。她调低了音量。几分钟无伤大雅的客套之后，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这个陌生人嘴里蹦出来，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盲人！然后是这句话：“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有什么事，反正听磁带这事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这盒磁带听完。可能这样更好，我已经听够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还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打保龄球。”我成心这样对我妻子说。她正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飞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

“要是你爱我，”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好，那你就甭废话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来咱家做客的话，我都会让他感到很舒适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柳蝶儿

“我可没什么盲人朋友。”我说。

“你根本就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该死的，他的妻子刚死了！你就不明白吗？那个人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

我没回话。她跟我讲过一点儿那个盲人老婆的事儿。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人？”我问。

“你抽什么疯呀？”我妻子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她拿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它砸在地上，滚到炉灶底下。“你犯什么病呢？”她说，“你喝醉了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就在这之后，我妻子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远远超过了我所关心的范围。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一点点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离开西雅图以后，比尤拉开始为那个盲人工作。没过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是一个小型的婚礼——谁会想去参加那样一个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但那是个正经八百的教堂婚礼，他说过，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时，比尤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两个难分难舍地生活了八年以后——我妻子用的词：“难分难舍”——比尤拉的健康状况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图的一间病房里，盲人坐在病床边，一直拉着她的手。他们结了婚，一起生活过工作过，一起睡觉，当然肯定也*过，然后这个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他都还没有看过这他妈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是理解不了。听了这些，我先是有点替那个盲人感到难过，但又发现自己琢磨起这个女人的一辈子是多么可怜来。想想吧，一个女人永远无法让自己出现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女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生活，却从没得到过爱人对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轻描淡写的恭维；一个女人，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自己的丈夫都永远无法读出自己脸上的表情。可以化妆，也可以素面朝天——他能看出区别吗？要是她想，她可以一只眼涂上绿色的眼圈，鼻孔里钉根向外龇出来的大头针，穿黄色的休闲裤配紫色的鞋，无所谓。我想象着：就在她滑向死亡，那个盲人手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里淌着泪的时候，她最后可能会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车上，而盲人连她自己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赔偿和半块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跟着比尤拉进了棺材。可怜哪！

柳蝶儿

时间流逝，妻子已经去火车站接他去了。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嘴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是好极了！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设想一下：这个盲人竟然长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有点儿过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了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面门廊的楼梯。我把电视关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儿。”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移动起来，凑在一起像个小组一样，从门廊走进客厅，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柳蝶儿

我谈起以前那个旧沙发，我喜欢那个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逊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要是从这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这类的话。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那个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他说，“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是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带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肯定都带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柳蝶儿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说他的胡子。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再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 ，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点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的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儿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再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柳蝶儿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这儿有黄油和面包。”

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了头。妻子看着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土豆片，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偶尔兴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干脆下手了。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吃晕了一样地坐在那儿，脸上淌满汗珠。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把一片杯盘狼藉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径直地走进客厅，重新陷进我们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我妻子以为我自己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地等着我的名字会出现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挣点钱养家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收发员。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他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张瞎了眼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我觉得他快没词儿了的时候，站起身，打开了电视。

柳蝶儿

妻子瞪着我，气得马上就要发作。然后，她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你有电视吗？”

盲人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个电视。一个彩色的，还有一个黑白的，是个老古董。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要是开电视，当然我的电视总是开着的，我都会开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字都没有的说。我没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努力听播音员在说什么。

“这是台彩色电视，”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分出来。”

“前不久，我们刚升的级。”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把胡子拉起来，闻了闻，又放了下来。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他把烟灰缸摆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机放在烟旁边，向后靠过去，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说，“我想，我得上楼，穿件睡衣了。我要去换身衣服。罗伯特，别客气，你也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我现在就很舒服，“盲人回答。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觉得很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妻子上楼以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坛摘要。妻子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长得我都不知道她还要不要回来了。我觉得，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会回到楼下，我可不想单独和这个盲人待在楼下。我问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说，当然好。我又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点儿大麻，我说我刚卷了几根。其实我还没卷，但我打算马上就卷。

柳蝶儿

“那我就和你试几根。”他说。

“好极了，”我说，“那可是好东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个粗的大麻烟，点上一根，递给他。我把它夹在他的指间。他接过去，吸起来。

“憋住气，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说。我能看出来，抽这玩意，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妻子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梯。

“什么味儿？”她说。

“我们刚才想，我们可以来点儿大麻。”我说。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都有个第一次。不过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呢。”

“这东西多香啊，”我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可以对付的大麻，不会毁了你。”

“也别小瞧了它，老弟。”他说着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发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间。我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嘬了一口，又递还给我。“这个会怎么样？”她说，“这口烟我可不该抽。我本来就已经睁不看眼了。晚饭吃得我都困了。刚才，我真不应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就是那个让你犯困的。”他大声地笑了笑，摇着头。

“还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说。

“你还想要点儿吗，罗伯特？”我妻子问。

“等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说，“你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够累的。你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真享受啊。这比磁带强多了，是不是？”

“又来了啊。”我说着，又在他的指间夹上了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憋半天才呼出来，熟练的像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吸这玩意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