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升起的文艺明星（原创）

自在

沦陷区升起的文艺明星（原创）

国破家亡的时候，文人不去谏劝社会民众精诚团结、共抗外侮，却追随有妇之夫的卖国汉奸，道德上她是个堕落的人，民族上她是个抛弃大节的人，小说里也是一个对物质追求小资情调严重的人，她用这种小资情调置国土国人沦亡于不顾。在她的《小团圆》里，“没命还讲什么……哎哟，希望它（战争）永远打下去……我不过是要跟你在一起”，她对胡兰成就是这样的关系，只顾自己的男欢女爱，家国生死都不关心。

日本投降后，她失去了往日风光，被舆论界口诛笔伐，被民众痛恨厌弃， 在残暴的日寇和汉奸们赏识的眼光里写惯了“顺民文学”、“小资情调”的她不是文艺汉奸？ 她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大学回到上海开始卖文为生。在日寇占领区写电车上谈情说爱的美梦，发在日伪政权的书刊上。她都做了些什么？

钱钟书的《围城》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才发表，京剧旦角大师梅兰芳在北平留了八年胡须也不给侵略军唱戏……张爱玲却在文人们偃旗息鼓的沦陷地上海发表（靠熟人的介绍信）一篇又一篇的小说出名了，却不是战前，也不是战后。

抗日时期，张爱玲没有给过受难的国民任何帮助，连片言只字的声明和同情都没有，却与日本侵略者及汉奸们来往密切。当时，略微有一点民族感和骨气的文人即便来不及逃跑，也对日本当局消极抵抗，不发表作品，不参与文艺活动。张爱玲却在日寇占领区不停地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小说协助占领军粉饰太平。小说《封锁》里描写了在日寇的轰炸警报声中电车上的男女为打发无聊时间居然聊着聊着相爱了。这样的作品无非是在麻痹当时被奴役的中国人的心灵，沉溺于及时享乐的自我麻醉中，对外界造成一个沦陷区文艺依旧繁华的错觉。

这样一个“不问政治”的“文化人”？一九四二年香港沦陷，于是回到已经沦陷了五年的上海，卖字，一九四四年就和胡兰成（因写《战难，和亦不易》的卖国文章得到同样卖国的汪精卫赏识）这个有妇之夫“结识”，后追随这个卖国汉奸“结婚”。而那个民国才女苏青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不但是张爱玲的朋友， 还和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结交，不但介绍了张爱玲的《封锁》给胡兰成知道，还给了胡兰成张爱玲的地址。所以说“一丘之貉”是再也不会错的。

胡兰成得罪汪精卫，张爱玲居然和苏青去找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为胡兰成说情，最后“日本人”出面 才放了胡兰成。这样一个在各处汉奸那里都能说得上话的“不问政治”的人，经常参加各种汪伪政权下的文艺活动，又在胡兰成的刊物《苦竹》里写作发表小说散文，难道真的与汉奸们走得不近吗？

战后，张爱玲在日寇投降后仍然私下资助逃亡的汉奸胡兰成。至于她的文化水准是不是真的有当时日寇占领区上海时显露的光彩照人呢？只有她回到文坛一片寂静的上海把握住了“机遇””，火火地红起来了。

在沦陷区里，张爱玲发表的媚日文学不时可见一斑，《忘不了的画》里，“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在《双声》中，“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电梯员换了一只小号牛奶瓶的事，张爱玲在文中写道：“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在《等》里，“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其讽刺诋毁、造谣污蔑已经不知节制了。这样的作为也不是文艺汉奸吗？

作为读者的我们真的能抛弃国家民族只看所谓的好作品，不需要顾及作者的小节和大节吗？不考虑作品的背景吗？创作环境呢？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在上海沦陷的时候，一群爱国文人利用租界坚持抗日文学创作，即著名的《孤岛文学》。一九四二年及以后张爱玲都在干什么？至于她后期没有“特殊环境”写的那些英文作品，别管她抹黑谁了，有哪个外国人感兴趣吗？

2016年2月22日凌晨5点09分哈尔滨论坛/注册名：大江陶醉千秋月

看到仍然有不少只读表面文章的人积极为其“辩解”，所以知道有种山羊为什么眼睛生得只能向下看而不能向上看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