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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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言
　　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
　　世界文明板块
　　独特的中国文明
　　文明进化论
　　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
　　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
　　商文明
　　周王朝
　　秦汉帝国
　　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犯——匈奴、突厥人的侵略
　　隋唐盛世
　　宋王朝
　　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大规模侵犯——突厥和蒙古的侵略
　　明王朝
　　满清入关
　　地理环境与历史进化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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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曾如此高度评价一部历史著作，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人物纪传的体裁，类似记叙文的方式忠实地叙述材料，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记》不是原创性著作，而是司马迁所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后世的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为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和他的《史记》是史学界的一座丰碑。只是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后世史学家却因循守旧，固守陈规，全部照搬太史公的写史方式，始终未能跳出他的窠臼。中国有太多的司马迁，却很少有斯塔夫理阿诺斯。
　　在此我想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物理学上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光的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有宏观的波动性和微观的粒子性，微观的粒子作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宏观上却又遵循波的周期性和规律性。笔者以为历史亦是如此：从碎部看，是一个个孤立的人物事件，从整体看，又有迹可循。如果把历史比作物理领域里的光，司马迁该归于微观的粒子说代表。单纯的从微粒性来描述光，显然无法真正完整的描述光的本质；同样，仅仅从一个个孤立的人物事件角度来叙述历史，也是不能完整的来描述历史的。
　　事实上，这种以人物、事件为基本单元的编史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史料而不对问题提出分析；过度执着于史料细节的考证，而忽视对制度变革和历史发展轨迹的探究。纵观中国史籍，很少有从制度上反思历史的，古代中国史学家大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是天子，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的美德，施行仁政，就可以代表上天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常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由于个人认知和时代的局限性，总是认为根本原因是因为君主不够贤明，上天剥夺了他的统治资格。忽视对制度变革和历史发展轨迹的探究的一重要原因是司马迁式编史方式的先天不足。比如当我们要向别人描述一座山时，如果仅仅是着眼于山上砂、石的数量，形状，大小，树木的种类，高矮等等这些细部特征，势必迷失其中，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山的高度，走势等宏观特征。当我们专注于某一片树叶时，就有可能对眼前的泰山视而不见。“微粒式”的编史方式在给后人留下海量的中国史籍的同时，也使后人淹没在史籍的海洋里而把握不到历史的脉络。
　　二．“微粒式”的编史方式不可避免的存在突出，夸大“粒子”——即个人的作用，特别是夸大君主的作用，给人以一种帝王或英雄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表象。君主贤明，则国家兴盛，君主无道，则国家衰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家们对这些“精英粒子”钟爱有加，总是浓墨重彩，不遗余力的描述。于是有人愤言：“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家谱史。”有人笑谈：“看中国历史，能知道哪位皇帝什么时辰宠幸了哪位妃嫔，什么时辰出生了哪位皇子，甚至，什么时辰上了个厕所都清楚。”言语虽有夸张，但不难看出古代中国历史研究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君主的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从微观世界看粒子，在作剧烈的无规则运动，可从宏观来看表现的相对静止，这是因为单个粒子运动的无规则性，方向的不确定性，那么大量的粒子运动的结果就是相互抵消，表现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历史上有明君，有昏君，君主个人的决策也是有对有错，从概率学来讲，明君和昏君，决策的对与错，可以说是各占半数，那么平均下来，作用就是零了。君主也许能决定战局一时的胜负，国家一时的兴衰，朝代的改名换姓。但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历史的进程——即国家制度的进步。我始终相信：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度的进步，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响声，远远大于罗斯福总统演说时的声音。
　　三、这种以人物、事件为基本单元的编史方法也不可避免的给人留下“权术和阴谋”改变历史的错觉，而忽视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器。的确，“权术和阴谋”有时能改变一时的局势，比如，战争一时的胜负，朝廷的更替等。但绝对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的史学家对历史上“权术和阴谋”的研究近乎狂热，对技术的发明和突破的影响则是有意无意的忽视，对寡头统治顶礼膜拜，对鲁班、华佗式的人物则是从内心深处的轻蔑。现在的中国人对阿基米德、高斯、伽利略等西方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耳熟能详，却鲜有人知道：贾宪、秦九韶、刘益、李冶、杨辉、方以智、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朱载堉、李之藻、王征这些我们自己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悲哀！
　　应当感谢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他们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粒子数据”，因为任何宏观的、整体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微观的、个体的数据基础上的，古代史学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古人受限于个人认知和时代的局限性，不能从整体的社会环境，国家制度上来描述历史走向和趋势。那么我们当今的史学界专家学者，就不应该仍然一味的循着古人的足迹来按图索骥，以考证汪洋大海般的史籍中的某一个细节的真伪为己任。
　　当有人热衷于考证嬴政、乾隆的血统时，当有人遍翻和珅家谱时，当有人孜孜以求袁世凯乃“共和之父”时，当有人津津乐道于宫廷的风流轶事，勾心斗角时，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历史爱好者，业余者，能把目光投向历史本质，历史发展的轨迹上。中国并不缺少“图书馆”式的历史专家，缺少的是能够以全新的、空中俯瞰的视角来勾勒历史轨迹的历史学者。
　　期望中国在拥有很多的司马迁的同时，能拥有更多的斯塔夫理阿诺斯。这是我写本书——《另一只眼看中国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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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

　　在中国主流历史中，长期普遍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历史误解，因此，在写本书之前，有必要将这些误解一一澄清。
　　误解一：中国正史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中国人印象中，中国史官都像司马迁一样刚正不阿，中国史籍都像《史记》一样真是可信。在历史的可信度方面是，西欧是无法相比的。果真如此吗？
　　与西欧的政府与教会严重分裂不同的是，中国一直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皇帝不仅是朝廷的君主，同时也代表臣民祭祀上苍。西欧历史由教会书写。教会与政府的分裂也使欧洲历史的书写者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也就能相对比较公正、客观地记载历史事件。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史官从未获得过这种相对独立的待遇，中国史官都是由皇帝指派，与皇帝有着奇妙的共生关系，本质上不过是皇帝捉刀代笔的写手而已。《史记》的存在应当得益于汉武帝的宽容，虽然他残忍的实施了宫刑，但他毕竟容忍了《史记》的存在和流传。
　　正是因为史官实质上是皇帝的写手，才使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沦为“帝王家谱史”：以帝王年号来纪元，以近乎流水账的形式来记载着帝王的一言一行和后宫轶事。历史长期的熏陶是可怕的，“百家讲坛”的兴旺，恰恰从一个方面说明，即使在已经以公元来纪元的时代，中国的所谓史学专家依然没有摆脱古时史官的窠臼：以研究、考证帝王、英雄的具体行为为己任，津津乐道于权谋和勾心斗角。
　　史官的地位决定了他叙史的立场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即使史官记载的历史是完全真实的，片面的角度也决定了所记载的史实是片面的真实。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中，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对前朝历史的歪曲和纂改是一直存在的。这一点在异族入主中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尖锐的民族对立往往成为大面积纂改历史的诱因。特别是经《四库全书》的编纂之后，中国的历史已面目全非（详见《满清入关》）。
　　误解二：朝代的更替是进步取代了落后，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个逻辑上偷换了概念的命题。历史确实是不断前进的，但这并不表明历史没有走过弯路。历史的进步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朝代更替。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曾警告我们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学家却经常习惯性的犯这种错误。中国人虽然经常说“英雄不问出路”，但在历史上却绝对是“成王败寇”。失败者是不能原谅的，教训是需要汲取的。所以必须要用放大镜来仔细查找失败的原因，即片面的突出、夸大前朝某一方面的弱点，比如：君主的昏庸，朝廷的腐败，人事的复杂来证明的亡国的必然性和替代者的进步性。
　　判断某次朝代的更替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以君主的个人作为（比如道德和勤政）来作为判断的依据是非常欠妥的。比如，史学家们一直以宋、明两朝的君主的昏庸、朝廷的腐败、人事的勾心斗角来证明他们的灭亡和被元、清替代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我们先不论这种判断的标准是否科学，就像犯罪永远不会被禁绝一样，君主的昏庸、朝廷的腐败和人事的勾心斗角这些特征放在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存在的，元、清两朝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将万历的荒淫与康熙的勤政来作“田忌赛马”式的比较更是经不起推敲。我们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判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一种倒退，同样，我们不能以君主个人的道德来判定朝廷的更替是一种进步。判断朝廷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是一种相对文明的社会代替了相对落后的社会。具体而言：是否有利于技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若以此为标准，部落社会的蒙古、女真征服了农业社会的宋、明两朝明显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们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中原的文明，迅速被同化也恰恰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这种征服和同化的过程中，部落文化仍然或多或少的得以保留，并留下烙印。这也是制约中国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自满清入关后，中国的技术和生产力就开始一直停滞不前，成为欧亚大陆东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详见《满清入关》）。
　　误解三：中国一直是保守的、闭关锁国
　　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很复杂，清朝的文字狱和现在历史教育的不作为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大中国对外开放的光辉历史。自秦开始，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严重威胁帝国的安全，秦帝国筑长城以拒之。余秋雨先生以长城来讥讽中原的闭塞心态，但在强大的邻敌威胁自身安全的情势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筑长城反而敞开门户来进行贸易？文人考虑问题总是过于简单，却贻误众人。与面对北方强敌态度迥异的是：秦帝国向东、向南一直扩张到不能逾越的海边，向西扩张到贫瘠的高原边沿。即使如此，秦始皇依然屡次东巡揭石，派遣方士出海寻丹。这些行动无不表明秦帝国的统治者积极寻求对外界联系的心态。到汉帝国时，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中国得以控制西域，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中国的努力打通了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丝绸之路。随后的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和五胡乱华的动荡时期，在此按下不表。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举世公认。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表明中国不仅仅有对外的经济贸易，还积极寻求文化上的交流。到了宋王朝，由于丝绸之路的断绝，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期的中国不再像丝绸之路的贸易那样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海上贸易的税收提供了政府岁入的五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在随后的元朝，蒙古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丝绸之路得以恢复（注意：元朝与蒙古帝国不是同一概念，蒙古帝国主要有三个帝国组成，元朝皇帝忽必烈是名义上的大可汗），中国许多重要的发明传到了西欧，促使了西欧的崛起。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被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称为“伟大的相遇”（详见《明王朝》）。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上全面交流合作。中国的船队远赴西洋，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1421：中国发现美洲》）。中国真正的闭关锁国是始于满清入关。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清朝，满清统治者出于自身民族的安全利益，全面限制对外联系（详见《满清入关》），闭关自守。这也是中国开始迅速衰落的原因之一。关于中国的对外历史，读者可以查看后面章节，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误解四：四大发明大都是玩物，没有得到应用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放鞭炮，发明的指南针只是风水先生的道具。这一荒谬的谎言为何得以盛行，此处不表。只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某位“专家”出来予以澄清指正，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这也是对中国热衷于研究“权术历史”的所谓“专家”的嘲讽。
　　事实上，中国是最早将火药应用到军事上的国家，马匹的劣势也迫使中国千方百计寻求技术的突破来弥补这一劣势。最早的热兵器的雏形——“突火枪”就出自中国宋朝，他用毛竹来做枪管。最早的金属管枪究竟是出自阿拉伯还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得到考证。中国的明朝对火器的重视和火器装备的精良得到所有人的承认。最早的成熟的火枪也出自中国的清朝，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出于自身民族的安全利益严禁火器的发展，使得这一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沦为皇室狩猎的玩具（详见《满清入关》）。关于中国火器的发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询《中国古代火器发展史》。
　　中国是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国家，早在宋朝时中国就用指南针来指引商船的方向，并能绘制精确的航海图（详见宋王朝）。阿拉伯人学习了这些航海的技术发明，并传到西方，引发了西方殖民冒险行动。明朝时中国的航海成就和航海技术的领先性更是举世公认。笔者实在难以理解“指南针的发明只成为风水先生的道具”这一说法是何以出笼，并能蒙蔽世人如此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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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板块

　　——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中国历史从空间上和时间上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主流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史官所处的朝代为基点叙史的观点判然不同
　　一、世界史的结构
　　中国的历史研究历来以中国为中心，人为的分割中国与其他文明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确，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部分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世界历史进程起着重大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宇航员几小时内即可绕地球飞行一周，甚至登上月球，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那么，便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在课堂里讲授世界史呢？常有人发表这样的看法，按其定义说来，世界史当包罗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史，它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因此不适宜在课堂里讲授。也有人指出，仅仅教西方文明史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如何还能把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文明史也都包括进去呢？当然，回答只有一个“不能”，只能说，按照这种定义的世界史显然是无法在课堂里讲授的。但是，上述定义并不准确，实属误解。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上各种文明的总和。
　　如果研究西方文明须逐一考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那么这一研究显然会行不通。但实际上这一研究是可行的，因为我们不能采用搭积木式的方法，而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整个西方发生影响的那些历史力量或历史运动之上，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十字军东侵、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史也同样如此，不过，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因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
　　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非洲大陆上出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新石器时代，农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随即产生了金属制造和其他各种技术，从而导致了城市生活和文明的产生。这些技术发源于中东，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诸伟大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虽然这些文明由于某些强大的、跨地区的历史力量，诸如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族的多次入侵，而程度不同地相互影响，但几千年来，它们的发展基本上是平行而独立的。1500年以后，欧亚大陆的这种平衡状态逐渐为由新兴的西方促成的全球性一体化状态所取代，这种一体化状态在19世纪时发展到顶点，转而导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霸权。20世纪的历史，实质上是日甚一日地反对世界霸权的历史，是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迅速传播迫使人们冒险探索一条通向新的世界平衡的道路的历史。以上是世界史的基本原理和结构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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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历史地理
　　正如世界史通常被认为是世界各地区文明史的总和，世界历史地理也被认为是构成地球表面的各大陆地理的总和。其实；后一种观点同前者一样，是机械的，是一种曲解。把地球划分为若干大陆这种传统的方法，对学地理的学生也许有用，但对学世界史的学生，却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
　　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跟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人类最先进、最持久的文明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
　　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句话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相互影响的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带来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欧亚大陆诸民族显然是可接近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全都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科技的进步，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便利，它们日甚一日地相互促进、相互威胁。
　　欧亚大陆幅员辽阔，把它看作一个地理单位是不行的，因而，须将欧亚大陆诸地区划分开来。将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也是不行的，这样的划分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一种曲解。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亚洲显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开地图，一眼便可看出，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举例说，约相当于印度半岛。从历史上看，欧洲也比不上亚洲，而只能与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无论从地域范围、居民的数量和种类、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与印度极相类似。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大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北非。因为北非在历史上与欧洲和中东的联系，比较起与撒哈拉大沙漠这一天然屏障以南地区的联系，要密切得多。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拥有无边无际的草地，从东方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取和平的方式，即通过陆上贸易的途径；有时则取侵掠的方式，即贫瘠的内陆地区的游牧部族不断地去劫掠使他们馋涎欲滴的富庶的外国区域。因此，欧亚大陆的历史基本上是在游牧部族与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来自游牧部族的不断的侵掠常常造成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强大的部族迁徙运动。这种侵掠不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
　　非欧亚大陆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块大陆组成。根据可接近性的原理，它们较之欧亚大陆，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联系。
　　只有非洲与欧亚大陆有过交往关系，但是，由于非洲与欧亚大陆之间及非洲本土的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断断续续、微乎其微。不过，非洲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依靠外来的促进，如从外界引进农业、炼铁技术、新的植物和动物，等等。因此，中古时期，在毗邻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苏丹地带，非洲人能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帝国，这些帝国在某些方面可与同时代欧洲的帝国相比。
　　对比之下，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因为他们于15000年前，从亚洲东北部渡海到美洲之后，一直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他们在墨西哥、中美和秘鲁也发展起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明，但总的发展水平是不能与非洲人相比的。
　　澳大刮亚的土著居民生活在遥远的海岛上，与大陆完全隔绝达30000年之久，因而，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阻碍最大。他们全都停留在食物采集阶段，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非洲人除了霍屯督人和你相术人还处于食物采集阶段外，在苏丹地带已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美州印第安人虽在加利福尼亚和火地岛仍有部分食物采集者，然在其他地方已有了先进的阿兹台克人文明、印加人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实际上，南太平洋给澳大利亚造成的隔绝状态，既阻碍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又使古代的某些动植物如桉树属植物、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得以幸存下来。
　　欧亚大陆历史悠久的高级文明、非洲和南北美洲同时并存的庞大帝国和食物采集者集团、澳大利亚普遍而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生产水平——这些就是15世纪当欧洲人向海外探险时所遇见的各人类社会极为不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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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的起源和传播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其多样的文明。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地不同。美洲的玛雅人文明、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的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of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的、被风乱吹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一年、十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350O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国史学家更愿意追溯至夏代甚至黄帝时期），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那之后，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正像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的边缘地区时，欧亚中心地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中国海。
　　一般认为，美洲文明有如美洲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影响，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详见后面的《商文明》）。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与其说是由于采纳了某些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毋宁说，是由于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则。有关文字的概念虽说取自苏美尔，但各自独特的文字系统却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渐形成的。国家组织、巨大建筑物，等等的发展情况也同样如此。
　　如此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具有共同的一般格局的各大文明，不过，它们各自仍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或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定形的，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
　　注：本章内容基本都是摘抄自《全球通史》第一章和第四章，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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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中国文明

　　——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斯塔夫理阿诺斯[美]《全球通史》
　　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O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游牧民族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和河流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西方人公认的看法是：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详见后面的《商文明》）。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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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历史的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万里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0万至2000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13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村庄是中国赖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皇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
　　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中国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也许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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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性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总是在一盛一衰、一进一退中循环往复。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其实，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
　　每个王朝基本上都是建立战争和饥荒后的废墟上的，连年的饥荒和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同时留下了大量的抛荒地。新的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家族的控制，推行均田制，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一部分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或是烧山垦荒出来的土地，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得到赠与地的自由农民还有服兵役和徭役的义务，是帝国军队和徭役的主力军。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饥荒降低了人口，使得王朝建立初期能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因而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国家繁荣昌盛。但是，边疆威胁、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些因素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帝国的开支日益庞大，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而能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重。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自耕农减少，这一减少意味着军队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王朝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