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年轮

紫色的云

民国以来百年中国私人读本：纸年轮。

一个普通读者，以淳朴心情，在寻常可遇的读物中，从辛亥革命那年起作了一次年轮式阅读。百年烟雨里的百种读物，书里书外的千字短文，渐聚成纸上年轮。“轮”中之书，有名著，如《宽容》、《傅雷家书》，也有教材、课本；有政治，如毛、邓著述，也有经济；有战争，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有和平；有歌颂，如《中国》，也有批判，如《娱乐至死》；有民国初年的《新修身》，也有新出不久的《荒废集》……不拘一格，随遇而读，如年轮之成，不规则，却自然，真实体现出了阅读的平民性质，如作者在序中所言，“原是每个读过书、写过作文的人都不难做的”。书中文字质朴，史料丰富，时见精彩。

著者张冠生：生于1954年，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公务员、学者，供职于民盟中央委员会。曾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十多年，深受费老先生田野调查的熏染。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读书》、《东方》、《随笔》、《天涯》等刊物发表文章，出版有《乡土先知》、《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等书。

紫色的云

一九一〇年代


1911年 《少年》杂志

　　十四岁的费孝通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于

　　《少年》杂志，"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寰球中国学生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余份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毓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

　　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童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编的一百多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七十多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的初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钱锺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锺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字生涯即开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文学兴趣很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落。几期下来，这位少年已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从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少年文艺"专栏，费孝通见自己投寄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时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惟发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终身爱好，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在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留下了不同形式的印记与表达。


1912年 《中华初等尺牍》

　　如今的孩子中，能这样运用文言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这本小书，是中华书局创立元年（1912年）的出版物之一。

　　岁月太久，封面表层纸已脱去，以至不见当年面目。由封面开始的十余处虫蛀，最深者穿透二十四页。封二的广告倒是基本完好。

　　读者开卷第一眼即被告知，"社会交际，通情达愫，端赖尺牍。下列诸书，程度有浅有深，文言白话咸备。或供模范，或资参考，各适其宜。"

　　所说"诸书"，有《书信构造法》、《白话学生尺牍》、《白话商业尺牍》、《评注中华女子尺牍》、《古今尺牍大观》等，共十七种。《中华初等尺牍》为其中之一。

　　中华书局成立宣言中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在这一认识之下，该书局把"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作为其四大宗旨之第一，为此在创立之初致力于"适宜之教科书"的编写，而又以中小学教科书为始。

　　《中华初等尺牍》"凡例"说，内容适合于初小毕业程度者，所以"文字力求浅显"，"俾儿童易于学步"，"注重寻常日用之事"。为此，分出"家属类"、"亲戚类"和"朋友类"三种。内文装帧全部采用"中华书局信笺"的样式，字体取楷书，如同工笔写出的一页页老式信函，直观而实用。

　　当年的初小毕业生，家书文字已可达到这样的水平："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昨奉母舅手谕，敬悉外祖母旧恙日见平复，至为欣慰。惟家中自大人行后，各事不免废弛，万望早日回家，藉资整顿，并乞将归期先行示知为祷。男日来身体甚适，足纾慈念，肃此敬请 金安"。

　　为便于儿童学习，该书编者在"朋友类"尺牍处模拟来往书札。如："某某同学兄足下：顷造访不遇，怅甚。兄如有暇，请驾临敝处一叙。因弟昨习算学有难题数则，拟藉此请教也。专此布达，务祈拨冗为盼。顺问 学安 弟某某手启"。

　　复信如下："某某同学兄足下：昨承枉顾，适值外出。有失迎迓，至为歉仄。顷奉手书，敬悉一一。弟于算学素乏研究，既蒙不弃，许共讨论，当于下午趋前，畅聆教益也。专复顺问 日安 弟某某敬覆"。

　　那时还是文言，如今的孩子中，能这样运用文言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不仅语言换了时代，传递语言、表情达意的媒介也大为变化。有手机短信、MSN、E-mail、QQ以及博客、微博等交流方式，手写书信已成当世稀罕之物。不过，人际交往中的礼貌、称呼、规矩、语言修养总还需要。眼看怀旧风起，文言的简洁内敛，包括具体措辞，似乎又受青睐。

　　写此文时，刚从美国斯坦福拿了硕士学位归来的女儿正给同学发短信，边录入文字边问："我说到他的爸爸，怎么称呼更好？"

　　即把《中华初等尺牍》放到她面前，"看看百年前读初小的学生怎么说的。"


1914年 《中等国文典》

　　据说，章士钊先生最早为汉语引进

　　"词"的概念和术语。

　　买下这本书，起初看重的是民国初年版本，章士钊编纂，用纸极好，装帧上佳，印制精良，将近百年过去，翻看竟如新书。后来知道，该书另有语言专业方面的价值。

　　有研究者说，章先生最早为汉语引进"词"的概念和术语，即在该书。

　　此前，中国人留意文法，多是说"字"，如"积字成句，积句成文"，似没有"词"的概念。《中等国文典》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词与句"。

　　章先生取法"保旧增新"。先由老话讲起，全书首句即"句，集字而成者也"。接着，举《孟子》中"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为例，提出"词"的概念。"孟子"、"齐宣王"、"雪宫"都是名词，"见"是动词，"于"是前置介词。"律字以为词，规词以为句，编句以为文"，把其中的规则、道理讲清楚，就是"文典"，也可以叫"文法"。

　　该书封三印有"教育部审定批语"，其中说："吾国向无文法专书，初等作文苦无标准。"估计章士钊也有如此看法，他在该书序文中说到了编纂初衷。那是一段百年往事。

　　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遍访中国留学生（如杨度、黄兴等），寻求同道。当时，章士钊也在东京学习英文。孙中山拜会黄兴，就是在章的住处。孙、黄合议后，于当年8月20日成立同盟会，许多人踊跃加盟，章士钊却拒不参加。据说他为此与马君武发生激烈争辩，闹到马先生居然动了拳脚，而章先生始终倔强不从。章氏后来有回忆文字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也。"

　　所谓"闭户自精"，应是指其一心用功于学业，不近党人。章如此决绝，与其对书生本色的尊重、对"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的厌恶直接相关。二十岁上，他曾有"废学救国"的主张，为此报考南京陆师学堂，加入蔡元培的爱国学社组织军训。其热心革命，接纳志士，筹划起义，后因暗杀失利而先入牢狱，又流亡海外，深切体会到既废所学又无力救国的悲哀，故放弃之，"渐谢孙、黄，不与交往"，转而走"苦学救国"之路。同时，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繁荣看出教育事业的重要，所以，"二十四岁初习英文字母而不以为耻，准备将来出国深造"，先接受先进教育，再谋以教育振兴国运。

　　1906年，湖南省派范源濂带领十二名女生到日本学速成师范，在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这些女生的使命，是学成后回国发展湖南教育事业。范氏请章氏到该校当国文教员。章氏在进修英文的同时，也教这些学生的国文。他从"英文文法之精严"受到启发，觉得"吾国文者亦当以是法驭也"，于是借鉴英文文法为国文典籍作出诠释。

　　学生们触类旁通，很有进益，遣词造句都遵循文法规则，没有多长时间，文章大有起色。这使得章先生越发觉得，教人学好国文，不能没有文典。于是，他利用一次因病住院三个月的时间，整理旧稿，编成该书。该书"续例"落款说，"丁未二月编者识于日本东京长兴胃肠病院"。


1915年 《作文法》

　　"文章如佛像之庄严，而无跳梁之为患"。

　　如此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卷本，石印，滚筒纸，总计七十六页。薄薄的书页，翻检起来，内容却丰富到让人生出汪洋恣肆的感觉。

　　其序文上来就说，刘勰的《文心雕龙》论列详尽，但高深有余，不易理解。《昭明文选》选文众多，固然优美，却不通俗。再看西学东渐之后，青年学子不是以东洋为标准，就是以西洋为前提。外语之声琅琅，国文却被冷落。

　　作者为此忧心，谋求改善，知无力改变大局，就从方法上着手。他觉得，后生不近古文，不是由于古文太深，就是因为"雕龙"、"文选"标准太高，应从通俗层面有具体指导，于是编写这本普通人可用的《作文法》。

　　作者分列二十五章，章下有节。每章首节为总论，末节为结论。

　　由每章题目看，始以"储材"、"读文"、"析文"、"凝题"、"澄思"、"吐词"、"聚神"为准备阶段，续以"写景"、"状物"、"运气"、"点趣"、"布脉"、"成形"而初成局面，再以"炼虚"、"用字"、"严章"、"论笔"、"问难"、"典故"、"修饰"等手段作悉心推敲，最后从"仿古"、"存体"、"静动"、"从宜"、"生情"等角度使文章进入较高境界。

　　因其所分章节较细，目录竟占去七个页码。

　　如此用心地编写这本《作文法》，缘于该书作者对文字功用有极高视点。他认为"今天下之灭人国家者，必先灭其语言文字，使无国家观念，使无种族思想，故迄于亡而无怨"。他还列举史实说："昔辽金元清称兵华夏，然而终不能久居中原者，何也？无他，文字未废之故也。俄灭波兰，英吞印度，至今犹附属而不能独立者，何也？无他，文字已废之故也。"

　　作者对中国文字抱有温情与自豪感，表示"我中国文字历以篆隶以迄于今，其文字之优美、组织之完备，直超欧美而上之，西洋学者称为世界之美文"，由此提出"我国学子当如何尊之宝之耶"的大问题。

　　该书编写于民国二年，"全盘西化"的口号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但作为一种思潮，"戊戌变法"时期已露苗头。"国学不废，中华难兴"的观点最迟在作者编写该书时已有人提出。对这类言论，该书作者深感痛惜，着意对抗。在《作文法》第一章"储材"中，专设"明经"、"攻史"、"读子"、"诵集"四节，把通晓经史子集作为写好文章最基础的事情做。同时，在"储材总论"中指明，"读书不多，则材料少而典故乏。文无佐证，便无生动……其文如清水，淡而无味"，在"储材结论"中勉励，"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古人之笔，尽为我用，古人之意，尽为我取"，"即情即气，即神即理，亦莫不皆然"。

　　当然这还只是储材阶段，是为锦绣文章打基础，后面还有二十四章工夫要下。仅是"生情"一章，就有"生喜"、"生怒"、"生哀"、"生恨"、"生羞"等项需要在心，需要计较，以利经营文章气象。最终，作者提出一个标准，值得记取，即"文章如佛像之庄严，而无跳梁之为患"。如此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16年  《袁世凯轶事续录》

　　"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

　　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

　　中外皆推项城。"

　　见到这本书，最先想到的是此前会有一本《袁世凯轶事录》，只是迄今无缘得见。如果真的有，作者大概会是同一人。这本"续录"，版权页上署名为"编辑者野史氏"，这个名字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的一个笔名相同，也该是同一人吧。

　　《袁世凯轶事续录》一书所收第一幅照片，是"小站练兵时之袁世凯"。袁站在高处，位于图片中央，一身戎装，回望镜头。其身旁有人手执帅旗，有人似在望远。这一场面，无疑是袁世凯当年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一个瞬间。

　　百多年后，为做袁家往事的口述实录，曾随一位袁家后贤走到小站练兵之地。眼看满地荒草，石轮横躺，一派沉寂，遥想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有时空错位之感。在清军编练现代化拉开序幕的地点，金戈铁马气息连一丝也没有了。如今看见这幅照片，似又稍稍能回过神来。史迹虽已杳然，毕竟上演过"气吞万里如虎"的活剧。

　　自从知道袁世凯这个名字，听到的，读到的，基本上是个历史的丑角形象。毕竟历史上有段时间，意识形态是扭曲变形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癫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对历史人物有客观评价。后来有个说法，"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回来"，意思是恢复历史原貌。

　　读读这本"续录"，可知当时对袁世凯并不一味作负面描写。虽首页即说其"少时……在金陵，日与无赖少年游，酗酒纵博，意气自豪"，像个小恶霸，次页又说他在课堂上与塾师为难，其文字也庸劣肤浅，但老师写下"一两三点不成雨"一句而苦无下句时，袁世凯立出"东南西面皆有风"一句，令"师为之惊叹不已"。

　　野史氏对袁的文字相当留意，收有其"祭李文忠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野史氏说："项城亲为人祭之。文字殊不雅驯，然项城不肯请他人捉刀，以为非如此不足表敬爱之忱也。"

　　袁的祭文为四言，说到李的事功，曰："手平匪乱，朽拉枯摧。邻邦握手，敦睦无猜。我公之政，游刃恢恢。我公之德，山岳巍巍。出将入相，振外耀中。湘乡并驾，他人难同。天佑我朝，生此巨公。中兴伟业，青史奇功……"

　　袁世凯当然知道，若找人代笔，会有更好的文字流传后世。但他宁肯"殊不雅驯"，也由自己书写。在代笔成风的官场顶层，已算是诚实无欺、值得称道了。

　　见过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一幅题词，说的正是袁世凯。"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项城。以其地位、经验与才量，可称为适当人物也"。也见过继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一幅题词，赞袁世凯"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

　　这一类史料，目前可以越来越多地见到了。一个历史人物，有从更多角度和侧面记录、描述其生平、事功的文字，对如实了解、客观评价他，总是有益。


1917年  《共和女界新尺牍》

　　一个女性的家居忧乐及所思所行，

　　是其有志向、有能力走向社会并推动变革的明证。

　　"女界"这个词，现在不大见得到了，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都未收。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中国媒体上常说这个话题。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女界钟》，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敦促妇女教育，呼吁妇女参政，产生了震动性的社会影响。《女界共和新尺牍》这样的书，应该就是响应妇女教育的人士之作。

　　"新尺牍"编者为"萧山孔宪彭"，孔氏宗亲网上介绍他参与编纂过《孔氏宗谱》，孔夫子旧书网上有其多部著述，如《中华民国最新字典》、《共和新尺牍》、《共和新论说启蒙》、《初学论说必读》等，看来是民国初年比较活跃的一位作者。

　　书中设有多种收信人角色。亲族之间，诸如叔侄、姐妹、亲家、夫妻、母女、姑嫂、表亲等。亲族之外，如朋友、同学、师长及陌生人等。另有公文类的推荐书、筹款书、婚礼祝贺书、劝娼从良书、劝僧还俗书，等等，都照顾到称谓、格式、敬语、谦辞、落款等。如今读这类文言书信，觉得老气横秋，在当时已属"新尺牍"了。

　　初读其文字，以为是作者模拟编写。读到"女士参政同盟会代表"贺章太炎、汤国黎结婚书，又觉得像是对成品的选编实录。如是，则该书不仅有模本的使用参考之用，更有史料价值。

　　例如，署名"汉英"的一位女士写给其伯母、叔母的信，说到自己的生活，其郁闷、快慰、心愿当中，都可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与需求。

　　其郁闷处，是她"幼年惟知入校读书，他非所长"。结婚后，丈夫家的女孩都擅长纺织，"乙乙之声通宵达旦"，她在校所学无从参与。

　　其快慰处，是她发愿组织一个女子学艺会，"以我之文字易彼之手工"，得大家赞成。遂"上午讲诵，下午纺织，颇有成效"。

　　至于其心愿，是她发现改良纺织的阻力极大，"且纱昂布贱，获利甚薄。意欲撇去旧法，而别开新面"。她想起伯母、叔母平时所织之布，"有各种花样，灵巧雅致，鲜艳夺目，拟请尊驾传授"。由此，一个女性的家居家事、所忧所乐、所思所行，很自然地接通了学校教育、家庭副业、纺织改良、社会变革、新旧交替等题目，大有意味可品，且是女性有志向、有能力走向社会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明证。

　　"汉英"可以代表的这类进步女性，很可能都读过《女界钟》一书，至少受到过该书的影响。这本被柳亚子称为"女界黑暗狱之光线，女界革命军之前驱，女界爆裂丸之引电"的激进革命之书，是中国近代鼓吹女权的第一本，对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更成为流传广泛的一时名句。

　　《女界钟》的三篇序言，作者都是女性。她们的序文是大写的"女界新尺牍"，写给了全体姐妹，写给了全社会，写出了黑暗中的缕缕光明。正是有这样的优秀女性，书中才有如此的赞颂："善女子，汝之眼慧眼也，汝之腕敏腕也，汝之情热情也，汝之心肠悲悯之心肠也……汝之身天赋人权、完全高尚、神圣不可侵犯之身也……吾国民望之久矣！禽名精卫，终填海其有时；虹号美人，看冲天而一起。"


1919年 《短篇小说》

　　"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

　　当年美国《展望杂志》推选全世界"百名闻人"，胡适当选。他去看当选理由，读到自己照片下面的一段颂词，不禁失笑。原来，当选理由是"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

　　胡适说，这样一项荣誉，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但是胡适承认，他是一个被迫走上对中国语文进行激进改革的人，主张用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为教学工具和文学媒介，并身体力行，为此做出具体尝试。

　　1919年出版的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或可作为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这个比例，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倾向于白话写作。

　　他在该书"译者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

　　胡适说过，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写，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且有个基本模式。诸如"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被胡适斥为"烂调小说"。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作解说。

　　这番用心，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他已经看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这段话，写在该书中唯一的论文里。

　　从文学自身看，世界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胡适为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作出尝试，注意到短篇小说。

　　1920年3月，胡适出版《尝试集》，表示自己"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并感谢社会上对他的宽容大度，承认他的白话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读者以买其书作为投票，《尝试集》出版两年间销售万部，应该是不错的成绩。

　　胡适没有为此头脑发热。1922年，《尝试集》出"增订四版"，他写自序说，回头看自己的白话诗，觉得像是一个缠过脚的妇人，再怎么放开束缚，也恢复不了天足的模样。所以，从1920年年底开始，胡适把五六年间写出的诗作集中起来，重新挑选，名曰"删诗"。他说："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如此删法，实在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一段佳话。

紫色的云

一九三〇年代


1930年 《进步与贫困》

　　"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

　　……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该书作者佐治（Henry George，1839-1897），出生于美国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十几岁时辍学，青年时当过水手，后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进入《旧金山时报》当排字工人。据说他研究过中国苦力问题。若属实，贫困课题最迟在当时已入其心志，并有初步的素材准备。

　　1870年代，佐治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中游历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爱尔兰及国内纽约、旧金山等地。他深感物质进步没有缓解贫困，为此撰写《进步与贫困》。书稿完成后，没有人愿意出版。佐治对自己的著述非常自信，于1879年在旧金山自行印刷。后来有出版商接受了此书，出版后果然风靡一时。

　　该书绪言中，佐治对其中心论题作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经济革命虽然使生产力上升，但它并不是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托举作用，把社会整体抬高，反而"像一个巨大的楔子，在社会的中部穿过去。那些在分裂点以上的人们处境上升了，但是那些在分裂点以下的人们被压碎了"。

　　正文中，更有直抒胸臆的段落："我们犁新田，我们开新矿，我们建设新的城市……我们以铁道来缠地面，以电线来网空气；我们在知识之上添知识，在发明之后利用发明……可是……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被雇人与雇主之间的鸿沟更宽；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这是至今仍困扰人类的两极分化问题。佐治确有远见，其著述确实值得译介。据资料，该书最早由加拿大传教医师马林（Macklin）以《以地租征税论》等题目节译成中文，刊载于1894年12月七十一期《万国公报》等处。后由廖仲恺译出部分章节，以《进步与贫乏》为题，刊载在1905 年11 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1930 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入樊弘译的《进步与贫困》全译本。

　　孙中山读过《万国公报》上的译文，推崇该书。在一次演讲中，他称道佐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廖仲恺认为，《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该书译者樊弘，校者陶孟和，均有北京大学任教经历。樊弘早年曾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是该所创办初期的主事者，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极有个性。1948年，中央研究院奉命南迁，院中各所所长们中间出现意见分歧。傅斯年等主张迁往台湾，陶孟和等则坚决反对，为此他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严词批评把文物、图书搬到台湾，呼吁"运回"。为鼓舞所内同人一致反对，他还表示："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


1931年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

　　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说起赫胥黎，自然会想起《天演论》。该书经严复翻译，曾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近来我稍作延伸阅读，知赫胥黎写此书初衷，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去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多了解点赫胥黎自身思想成就，还须读其有关人类研究的专著。

　　感谢华汝成先生，1930年就把赫胥黎代表作《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译成了中文，翌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二十六岁上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赞许，有人恼怒，更多人把它当成奇闻。达尔文的一位剑桥大学老师写信给他，表示对进化论学说感到好笑，甚至予以挖苦。

　　赫胥黎则认为《物种起源》是一本划时代杰作，必将引起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他告诉达尔文，将全力以赴地投入捍卫科学思想的论战。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召开的辩论会上，赫胥黎所述事实的雄辩、论证逻辑的严谨，同对方内容空洞、语无伦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后几十年中，赫胥黎一直充当捍卫进化论真理的"斗犬"。人们高度评价他坚持真理、捍卫和传播科学理论的崇高品格："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1863年，赫胥黎出版《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提出著名的人猿同祖论。1894年，该书再版，作者为之作序，叙述了该书由来和出版后的遭遇。1854年他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后，所授课程使他涉猎广泛，如生理学、组织学、解剖学、发生学、动物学、古生物学、人种学，等等，而以"人类的位置"为中心课题。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有"灼手焦指"之险，他的一个朋友为出版一本《人类》，"几被驱逐出境"。1862年底，《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脱稿，赫胥黎请友人校订时，有朋友告诫：该书若出版，会有大纠纷。后来，赫胥黎果然因该书备受误解和嘲弄，"那时我竟好似一个顶恶的恶人了"。他体会到，"真理确乎伟大，但是了解它伟大的程度如何，要经过相当长的岁月"。

　　三十年后，该书再版时，已无任何非议。赫胥黎感叹："本书好似已封入近代学术界基础中的碎石块里面去，世人也已忘却其来历，享受往生科学界的幸福去了。"

　　可能是赫胥黎有过大白若辱的痛苦经历，对人性表达出如此的失望。其实，其学说固然已入近代科学基石，却不至于所有人都"忘其来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不同版本就是证明。

　　手边三个版本中，一是世界书局1931年版，二是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三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号称"全译本"。前两个版本内容大致一样，都是1863年原版书收纳的三篇论文结集。"全译本"在前两本基础上增加了作者的"演讲集"，内容大为丰富。赫胥黎在论文中的严谨，在演讲中的生动，由该书融于一炉。同时，该书中穿插的大量图片，如作者夫妇照、作者祖孙三代合影、作者手稿、墓地等照片，也大有可看。

　　朱家骅果然没有把他怎么样。后来，在中央研究院被接管之前那段时间里，该院院务委员会十四位委员中，陶是主任委员。


1932年 《历史哲学纲要》

　　从前人们的目光瞥向神圣的东西，现在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了。

　　据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炙手可热，赛过今天的福柯、哈贝马斯。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该书选译本《历史哲学纲要》。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历史哲学》全译本。

　　手边这本，是前者。译者王灵皋，"译者序"长达一百二十三页。序文说，马克思的书，当时已有一些介绍到中国出版界了，黑格尔的书"还未有介绍"，所以就着手翻译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是其在柏林大学的演讲稿，属于晚年的成熟见解，可做其历史哲学和辩证法思想的代表。

　　西方学术名著的译介，离不开译者的选择和劳动，更深处的动因则是时代和社会要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陆续设立起哲学系，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带动了对西方哲学原著的译介。

　　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的《欧洲哲学史》（〔美〕马尔文著，傅子东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英〕木尔兹著，伍光建译）、中华书局1933年版的《西洋哲学史》（〔美〕洛挈斯著，詹文浒译）、读书社1936年版的《哲学思想之史的考察》（〔美〕恩德曼著，征农译），等等，都是当时西学东渐的翻译成果。王灵皋的序文中，时见其引用上海《申报》刊载的译文和他人译本中的资料。

    改革开放初期，我正在学校读书。当时读重印的黑格尔著作，捧着新书，感觉到的是作者可贵的历史感。如今读着这本从里到外彻底泛黄了的旧书，却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一页页发黄的纸张，一行行竖排繁体字，展开的是一幅世界图景。从欧洲到南美，从非洲到亚细亚，从中国到葡萄牙 所谓的“现代性”气息满纸。如译者说，这书只是《世界历史哲学》的导言或绪论。其余的文字中，不知还藏着多少思想光华。

    曾觉得黑格尔已远去，看来是错觉。日前重读其《精神现象学》，注意到其中一段议论，两百多年前的话像是在说现在 “从前有一个时期 人们的目光并不停滞在此岸的现实存在里，而是超出于它之外，瞥向神圣的东西 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了 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

    在豆瓣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为陶一酌。陶先生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汉译版本有专门研究，认为王灵皋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的《历史哲学纲要》“大约是与之相关的第一个版本”，并从书名猜度是《历史哲学》的节译本。陶先生表示，“未亲见该书，不敢妄断”，其严谨态度可敬。这里可奉告：尊论确实，有书为证，系我亲见。


1933年 《诸子概论》

　　"先生卒后迄今六十余年，其人已为世所久忘，其书亦罕见其全貌。"

　　若不是买到这本《诸子概论》，还不知道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中有位陈柱先生。

　　该书封面上印着"陈柱著，王云五主编"。对这两个名字，一个比较熟悉，一个非常陌生。想：凭王云五的交游和眼光，物色一个作者，在不算长的篇幅里说得清诸子，应该不会走眼。

　　在百度搜索框里填上"陈柱"二字，鼠标一点，眼前一亮，觉得民国时期学界一角人迹罕至的风景被揭开了一个缝隙，值得一看。

　　陈柱（1891－1944），字柱尊，广西北流人。其父为前清秀才，自有庭训。陈柱早年在日本读的中学，回国读本科时，考入南洋大学，就读于电机系。虽读理工，但他有文学专长和极浓的文史兴趣，后来改攻国学，终成大家。一个学者，心底最亲近的知识领域，终归是其安身立命的佳处。

　　求学过程中，陈柱读书极多，其《庄子内篇学自序》说："回忆毕业南洋时，以文学受之于锡山唐蔚之先生。于经独好《易》《诗》《书》，于史独好马班，于子独好老庄荀韩，于文独好楚辞汉赋，又好《说文》之学。同学闻风兴起，尝请柱讲论群书。听者恒二三十人，忘其班级之高下。校长知其然也，亦以极广之寝室置柱，每下午四时下课，而室未尝不为之满，且莫不正襟危坐以听，听时俨如师生。虽今之上庠讲坛，其肃穆不能及也。凡所论坛，以老庄及辞赋为多。"

　　二十五岁上，陈柱当了广西省立梧州第二中学校长。经其励精图治，兴图书馆，造学校林，纪律严明，校风融融，有领全省教育风气之先的成绩。1924年，陈受聘于大夏大学，任教授、国文系主任；翌年，兼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于讲台上诲人不倦，激扬后生，更于书房中青灯黄卷，著述不辍。1929年，"陈柱尊丛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居然达四十三种。其中《周易文法读本》、《尚书论略》、《大学通义》、《中庸通义》、《春秋公羊集解》、《说文解字释要》、《老子古义今解》、《庄子通》、《史记义例》、《文心雕龙增注》、《先秦文学概要》、《国学新论》……在中国文史经典领域简直是无所不至，足以让人再次想到金克木先生"书读完了"的一代风采。学养如此，论列诸子当然驾轻就熟。

　　作者声明，在范围上，"本书所论述，以司马谈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为限"；在内容上，"最注重于个人之基本观念，及政治教育二者"。作者依据这两个重点，亦循《汉书·艺文志》分属，把晏子请进儒门，排在孔子之后，孟、荀之前，是该著独出心裁之处。作者以《晏子》全书中"爱民、尚俭、崇礼"等要旨一一"细究其立说之宗旨"，证明其学说确系儒家，而未被"《晏子》书多毁孔子之言"的表象所蒙蔽。


1934年 《欧洲近古史》

    “从历史长期趋势看，总是人道、正义、自由、理性取得最终胜利。”

    该书作者何鲁之（1891-1957），川籍人，少时就有大志。自课阳明学之余，曾入多所语言学校攻法语，以求放洋留学。1919年秋，何氏得入巴黎大学深造，专攻史学，力窥西洋立国门径与渊源。其求学期间，遇蔡元培等人与法国学者在巴黎设立“华法教育会”，何氏积极参与，担任该会秘书兼总干事，为留法的中国学生提供求学、就业等方面的服务。1926年，何氏得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成都国立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国立大学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在所编讲义的基础上，撰写《希腊史》、《欧洲中古史》和《欧洲近古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年6月，《欧洲近古史》得有初版。

    有研究者说，“国人自撰巨帙西洋史籍，自鲁之始”。

    若此说确实，则其著述至少有开风气的价值。

    此外，何氏更从浩瀚西方史籍中汲取史料与思想，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存亡，自有其道理与法则。每一历史事实之成，皆由许多历史条件所造。受过史学训练、具有丰富史识的人，必然尊重历史经验。一国有一国之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魂。中国不能违背时代精神走向复古一途，全盘西化更属空想与妄动。

　　看史如此，做人亦然。友人言及何氏为人，说他"个性恬退为怀，用舍行藏，纯任自然……自奉甚俭，而待人至厚。治学一归于笃实，处事悉秉乎至公……同人之需要援手者，不待将伯之呼，即荷玉成之雅，其德量之恢弘如此"。

　　何氏曾回忆其在巴黎见证的中国青年党成立一幕，值得一记。1923年12月1日夜，华侨联合会代表会议在巴黎一间咖啡馆举行。何氏为会议主席，要求大家提出联合会宗旨。周恩来在其左，提出的是"打倒帝国资本主义"；曾琦在其右，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其他代表也纷纷提出方案，总计不下十余。何逐一记录。提毕，周要求按照记录顺序倒行表决。何从之。结果，其他宗旨皆未得半数票，唯曾琦所提方案得全体赞成。翌日，中国青年党成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成为该党宗旨。

　　1948年秋，一个时代将结束，又一段历史待开篇。何氏有感应，有筹划，希望把自己的治学成果尽量留下。他在成都成立人类文化研究所，罗致助手，全力整理旧稿。越一年余，完成史稿七种：《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代史》、《法国史》、《希腊文化史》、《罗马帝国史》和《西洋历史地理图解》。为能成书流传，何氏托人把这些书稿带往台湾，却不幸中途失落，至今杳然无踪。


1935年 《达尔文》

    为观察鸟兽行迹，有过 “诸幼松鼠竟走至其背上及腿上，其母在树上惊吠”的奇遇。

    马君武是留德的工学博士，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文字，又写得一手好诗。邓云乡先生曾著文感叹当年一代学人能中能西、能文能理、能古能今的才学，举例时即有马君武、丁文江、任鸿隽，等等。

    据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便是马君武首次译成中文，刊登在《民报》上。他还是第一个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国人。当时有人开玩笑说，“马君武”对“达尔文”，是一副“绝世好联”。

    马君武文人性情，“恃才傲物”，不合于官场，曾被国民党开除。后来，国民党广西党部欲为其恢复党籍，让他填表。他在表上“何时入党”一栏填的是“同盟会章程是我起草”。究其性情、志趣，还是书生。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陆费逵是马君武的老友。马曾对陆说：“政治生活真是我所不能过的……” 陆说：“你是文学家、工业家、教育家。我国应该做的事多得很，你的脾气，不宜搞政治，何不去做本行事业？”

    当学生时，马就热心翻译一事。曾自白“从德国留学归国以来，生活几经变迁，而译书事则自为学生时至今日继续不辍”。1919年，他为翻译《物种起源》费时一年。以后又为翻译《人类起源》耗时两年。有朋友说他“过于胆大”，因为国内不少与达尔文同专业的生物学家都不敢译介达尔文。马表示，“化学家不能不胆大”。他不仅翻译达尔文的巨著，还写出这本传记。他认为达尔文是科学界最优秀的模范人物，应该介绍给国人。

    为译介达尔文，马参阅了传主的原版回忆录、自传以及信札，以九章的篇幅呈现出达尔文的一生。翻阅一过，印象最深的是第八章，“达尔文的日常生活”。以往只大概知道他在科学上有杰出成就，却不知其成就如何来之不易。“达尔文终身患心脏病”，“面色略红，见之者不料其常病”，“达尔文每受激动即健康不良，因此起寒颤呕吐”。他多年不曾参加宴会，也极少在家中延见科学界知交，就是为此缘故。

    为维持这种身体条件下的科学研究工作，达尔文的生活必须特别规律。他每日很早起床，早饭前作短时散步。吃完早饭，大约在7点45分，开始一天的工作。9点30分，到客厅处理各方来信。凡有族亲信札，达尔文就躺在软椅上，嘱人朗诵。没有族亲来函，则听人朗诵小说。到10点半，恢复研究工作，至12点乃至12点一刻钟起身，标志一天研究工作的结束。此时，达尔文常念“我已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之后，外出步行休息。

    午间散步途中，他先至温室，观看实验植物生长状态，后走出自己家园，到临近地带，或伫立，或潜行，观察各种鸟兽行迹。因其专注，有过“诸幼松鼠竟走至其背上及腿上，其母在树上惊吠”的奇遇。

    达尔文享寿七十有三，大半时间是以带病之身从事科学研究。例如，1860年元旦起，他开始写《家养动植物之变异》一书。到该书初版，已是八年之后。如此迁延，主因之一就是常在病中，最久一次历七个月始愈。达尔文之子佛朗西斯说其父“最后四十年中殆无一日享寻常人之健康”。将心比心，达尔文一辈子真是不容易。


1936年  《八贤手札》

　　"先大夫据案起草，动辄盈尺；诸名贤书札往还，日或数十百通。盈积箱簏。"

　　这本书作者阵容很有可观。"八贤"中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骆秉章，都是当世俊杰，呼风唤雨，辄动天下。该书序文作者瞿鸿禨，光绪元年大考第一，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曾参议清末立宪。跋语作者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坚，中国第一个驻外外交官。因任驻英公使，著有《使西纪程》，主张革故鼎新。

　　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禀赋才略不在其兄之后，尤"深于戎略"（瞿鸿禨语）。只因他"天性恬退，成劳不居"，喜欢"俯仰歌啸于泉石之间"，远离官场、沙场，最多作为"幕府"出些主意，不登前台，所以名气远不如兄。号称"全球最大中文百科全书"的"百度百科"上，郭昆焘词条仅一百四五十字。

　　真实发生过的那段历史对他的礼遇却隆重得多。《八贤手札》便是一证。其正文逾六万字，全是曾、左、李等八人给郭昆焘的书信。其中，曾国藩二十八通，左宗棠十二通，李鸿章六通，胡林翼十六通，曾国荃十四通，彭玉麟十七通，沈葆桢四通，骆秉章七通。据郭昆焘哲嗣郭庆藩说，有十多年时间里，其父"专主军幕"，"四方将帅驰书问方略"。"先大夫据案起草，动辄盈尺；诸名贤书札往还，日或数十百通。盈积箱簏"。

　　在郭昆焘，诸如此类，无非寻常事，亦无意身后声名，所以，满箱书札"为人攫去不置问"，潇洒到无以复加。当时郭庆藩年纪还小，虽常见父亲闻鸡起舞，笔走龙蛇，却不懂父亲与远方沙场将帅书函交驰的意义、价值，也没有心力予以保护。待其长大，渐知世事，即用心收集起父执八方来信，日积月累，蔚为大观。但他并不视此为私产，"因取骆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肃诸公，今相国李公、左公，宫保曾公、彭公手札，各摹刻数通，与海内共欣赏之"。这大概就是曾文正公所称道的"扩然而大公"的风范。

　　瞿鸿禨在该书序文中表示，书中手札存了"父执之风仪"，更存了益于后人了解历史起伏的素材，对郭昆焘曾有过的历史贡献也可推知大概。原话为："后之览者，因以考知世变，将有感于人才之盛衰；而先生之闳识孤怀，功在当时而不与，亦可以得其概焉！"

　　《八贤手札》阅读未毕，遇上民国版《曾文正公家书》（上中下）三本一套，也买下，作延伸阅读，对曾氏之贤有了更多领悟。譬如其自拟"五箴"（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不离人生大关节处，言辞中贯注浩然之气，确为修身要津。言及"居敬"，曰："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类似议论，触目皆是。这样想问题，必然会认真对待人生所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自然就进入"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状态。人之贤，来自于滴水穿石的功夫。

　　梁漱溟先生一生喜欢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也在曾氏家书中读到。毕竟都是贤哲，自有会心之处。

紫色的云

一九八〇年代


1980年 《围城》

　　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

　　这本小说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

　　据杨绛先生说，《围城》还没有全部完稿时，已在《文艺复兴》月刊连载，引起很多读者关注，"急不可待地盼着下一期杂志出来，先睹《围城》"。当然，读后感很是多样。好评如潮中，有人附会索隐，认为书中的孙柔佳就是现实中的杨绛；有人讥讽《围城》是"香粉铺"、"活春宫"。这类负面评价引起了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巴人先生的愤慨。他在报端发表文章说，谩骂《围城》的人不是共产党人，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表该文。据说巴人这篇文章一出，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停止攻击"，其威慑力相当可观。

　　从1949年到1979年，国内似没有再印该书，也不怎么提它，倒是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对《围城》再度关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该书，钱锺书在"重印前记"中表示感到意外，并说夏教授对《围城》的评价"过高"。

　　新版《围城》的热卖，把钱先生又一次变成了热门作家。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随后，这位朋友的一位朋友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的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

　　当年《围城》初版时，就激动过大批仰慕者，曾有知名教授夫人主动上门欲与作者结交。三十年后《围城》重出江湖，一向爱处"荒江野老"之境的素心作者，又续前缘，不得不频频应付众多读者的来信和登门，由此流传出"觉得鸡蛋不错，何必认识下蛋母鸡"的传说。由书引起的热闹中，钱先生的低调处事形象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尽管杨绛在《围城》附录中多处讲丈夫的"痴气"，仍难掩其巧妙应对世俗热闹的智慧与才气。

　　书中随意挥洒的横生妙趣、无处不在的幽默讽刺、明里暗里的弯弯绕、高级的愚蠢、精致的庸俗、了无痕迹的算计、不动声色的心机，以及深至"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那些潜意识的夹缠交错……没有足够的智慧才情，哪里驾驭得了？钱先生在序文说得明白，他要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描绘如此丰富的乱世场景，细致入微的精神现象，"痴气"当然起了很大作用，匠心却也必不可少。光说作者痴，难解其中味。夏志清教授自然要比我等能更深地体察《围城》至味。他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当是见道之言。

　　钱先生眼光高，责己严。尽管人称"鸡蛋不错"，他自己对《围城》并不满意。初版时，本该照例献给夫人，无奈总觉得"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1981年 《傅雷家书》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三联书店出版《傅雷家书》的时候，社会上排队买书的热劲还没有过去。一是读书风气好，二是书的内容好，该书一下就如水银泻地，进入千家万户。

　　偶然买到该书初版，还没怎么看正文，先被"后记"吸引住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印象极深。编者要把这书"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如此境界，是谁说的？是说谁的？既然打着引号，莫非是傅雷说的？是在说他心目中的完人吧。

　　翻看半日，全书过半。在1961年2月6日上午的信中，读到一句"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句型有点像了，虽还不是，却有了希望。续读至第231页，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不仅能确定是傅雷先生的原话，还赚了一段英语阅读经历。

　　原来，傅聪致傅雷的一封信中说："在国外这些年来，我遇见了不少人物Whom I admire and love，from whom I learn.可是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能带我到那个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profound and simple，affectionate and proud，subtle and straight forward的世界。"

　　1962年3月14日，傅雷给傅敏写信时，录下这段话，并译为"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称"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自豪的"！表示这种状态是自己"一生向往的境界"。

　　傅雷先生谦虚了。其性情、思想、为人、行事，完全就是这种境界的体现。即便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挥洒着热烈恬静深刻朴素温柔高傲深潜率直的人性之光。

　　黄宗英在《上了年纪的禅思》一书中，描述了傅雷告别人世的惊心一瞬。那是又壮烈又凄冷、又决绝又安详、又短暂又永恒的一瞬--

　　"他一生事无巨细都要求自己做得一丝不苟尽善尽美。直至1966年9月3日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格永恒的美，他以自己和爱妻的生命一笔一画纤微精细地描绘了摄魂夺魄的一分钟--傅雷宅舍的地板上，铺着铺被，以免被蹬倒的板凳弄出声响惊醒邻居，夫人已经倒在地上，傅雷凛然笔挺的身躯正被从窗架吊着的绳套里放脱下来，晨光晕润……"


　　这是傅雷用生命尊严和灵魂光华留下的最后一封，大写的家书。

　　200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版《傅雷家书》出版。该书在三联版《傅雷家书》的基础书上增加了八万多字，其中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有四十封，文字有增补的有六十五封。同时，以残存的六封傅聪家书作为"不是前言的前言"，以楼适夷先生的《读家书，想傅雷》一文作为跋语。尤为珍贵的，是书末所收署名"傅雷梅馥"的绝命手书。毛笔，竖写，没有一丝仓促气息。在身后委托的十三件事情中，所有涉及现款及存单的项目，其序号上面均划有"√"符号，明显是逐项写下数目后，如数放妥，一一核实，确保无误，不欠世间分毫，才把谢世的绳索套向自己的脖子。

　　
1982年 《世界史纲》

　　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

　　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

　　《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表示，他"经常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

　　在韦尔斯眼中，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腻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到处是罕见的匮乏，到处是悲痛的哀悼"，"人们，男的和女的，试图回忆他们在短短的学生时期从学校里学得的偏狭的历史……他们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义的眼罩来学历史的，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一切国家都视而不见，现在他们突然发觉周围光辉夺目"。

　　他们被内心的大量问题所困惑。

　　为什么沙皇帝国会像梦一般地消逝了呢？为什么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这样重要？什么是一个帝国？帝国是怎样开始的？是什么使德意志从多种多样的小邦转变成一种侵略性的意志和权力，并使人类的一半对德意志的威力产生恐惧？

　　《宽容》作者房龙曾指斥人类"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他说："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为理解和解答此类问题，作者主张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看法。作为这一主张的实践，他从1918年到1919年编写出这本巨著，先是分册出版，1920年详加修订后合并为一书出版。1923年，为了再版又加修订，并重新编排。1925年，又发行一个附有更丰富插图的版本。1927年，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梁思成等翻译、梁启超校订的汉译本。

　　韦尔斯1939年撰写了"世界史纲编著的经过和宗旨"。在这篇文章中，他悬想日后百年，表示"这部1931年的《世界史纲》有朝一日将跟着它以前的几版一起进入旧书箱和垃圾炉。更有才能的手笔，具备更充分的资料和更丰富的工具，不久就会用更美妙的词句写出崭新的史纲"。韦尔斯表示，比起他自己所编写的这部《世界史纲》来，他更喜欢读的那部将是2031年的《史纲》。

　　作者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人类能进步，也会退步。文化能走上坡路，也会走下坡路。如今，更充分的资料、更丰富的工具确实有了，更有才能的手笔似乎还没有出现。

　　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几位堪称一流的手笔被集中起来，以美国纽约多布尔迪公司1971年版《世界史纲》为本，联手翻译，由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版权页上的译者为"吴文藻等"，被"等"进去的人有谢冰心、费孝通这等名家。一次闲谈中，费先生曾说到人的才学。他说：我的上一代人，如梁启超、梁漱溟这一辈，他们才也高，学也好。到了我这一代，才还有点，学就不行了。再往下的人，该念书的时候没有正经书可读，更不用说了。费先生此话说于1990年代中期。

　　迄今，又一代人起来了。韦尔斯的期盼能否如愿，且等事实说话。若果真属于"更有才能的手笔"，他们将拥有撰写2031年版《史纲》的最好年华、最丰富而发达的工具以及史无前例的丰厚史料。众多读者都将和韦尔斯一起乐观其成，拭目以待。


1983年 《第三次浪潮》

　　一个刚刚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听到了描述社会形态的非政治化概念。

　　1980年代初，国门初开，多数国人尚不熟悉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观念潮水般涌入。《第三次浪潮》的译介，是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

　　该书作者认为，人类历史需要重新梳理，以认清当今世界各种力量的冲突与前景。为此，他提出了"三次浪潮"概念。农耕阶段为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为第二次浪潮，技术和信息时代为第三次浪潮。

　　我们过去熟悉的社会形态概念及其划分，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类概念，似乎先天带有政治评判内涵。按照自幼接受的教育，奴隶、封建、资本这些字眼，都是明显带有负面色彩和否定性质的，政治意味很浓。如今在这种社会形态描述概念之外，突然出现了非政治化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曾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来的，既有概念上的新鲜感，又有点主义上的亲切感。在一个刚刚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学说的社会，这样一组概念似乎特别适合人们思想观念的转换与变革。于是，1983年，该书开始席卷中国知识界。街谈巷议中，无人不知托夫勒。

　　同时，托夫勒随其《第三次浪潮》一起来到了中国大陆。他提出，"发展中世界"的问题之解决，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现成模式"；他预言，"未来的发展战略将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于本国，适合本地需要"。这种话里，有远见，看出了几十年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趋势，也守着常识（有时听着像"废话"）。亚、非、拉的发展战略，当然只能产生于自身需要，而不可能为着美国需要。

　　托夫勒的深刻处，是其关注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因素、政治运行背后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今天社会内部的黑洞，来自各种形式代议制民主本身的深刻危机。他还呼吁，各种民间服务队为集体和社会提供服务，培养为集体服务的淳朴理想……在这所有的方面，他坦言道："中国的发展对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与夫人在周游世界，走了好多国家，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这话中国人自然爱听。其著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时读本，自有道理。后来又有属于同类著作的《大趋势》被引进，也赢得了众多读者。1996年，《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还曾被邀请访问中南海，与最高层人士对话，并受托付，把中国发生的精彩故事讲给世界听。

　　200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奈斯比特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问世。该书似乎是用事实回应当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言。自彼迄今，二十多年过去，看看中国的巨大发展、世界的深刻变化，想想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传导的世界经济危机，回顾托夫勒的主要言论与观点，不能不感叹其见解的深远。

　　当年买到的初版《第三次浪潮》，封底印着"内部发行"。译者前言写于1982年1月，版权页上印明该书定版于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却是在1984年5月，不知为何。一本译著，操作两年有余，时间不应算短，该版书的封三居然印有勘误表。这在三联版的书中十分罕见，不知其间有过什么故事，以至弄得该书初版出得如此仓促。


1984年 《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

　　"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

　　"第三世界"的说法，现在不怎么提了，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政治话语里的一个热词。印象里，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用这个话题表示中国的定位，显示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具有国际影响，其话题也有国际性。英国作家兼新闻记者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依据其遍游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几十个国家的观察、体验，写出《第三世界--苦难· 曲折· 希望》一书，由企鹅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话题退出中心位置。即便要讲政治，搞好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最大的政治。这种局面，相对稀释了国人以往对世界革命问题的关注热情。我国翻译界没有及时跟进对该书的引进出版，或与此有关。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确实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的总量已排在世界第二。回头看看，成就很大，问题也真不少。一些时评、社论文章中，总有"改革深水区"、"改革攻坚阶段"之类的议论，意思就是到了最难的地方和时候了。这些难题，既有改革之初就面对的问题，也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纠缠一起。要动一个问题，会牵动一批问题，看不清楚，魄力不足，确实难下决断。

　　历史固然不能重来，却仍不妨推想，如果当初能有更清醒的思路，更科学的设计，成就应能再大些，问题也会少点。从这个角度看，该书的中文译介虽说不上及时，但在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也不算晚。当时正逢"文化热"，该书在实质上讨论的正是文化问题，并在第一部分就设专章批评"整个世界的西方化"。

　　该书作者"对全世界与日俱增的同一性感到困惑。的确，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差异，更多的地方色彩和更多的发展模式吗？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走欧洲人的道路？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一股脑摧毁了"。（第35至36页）。

　　录下这段文字时，电视屏幕上正播出一段录像。北京电视台为显示京城的蓝天白云，让摄像机对着北京中央商务区楼群俯拍了一圈远景。确实是豪华高楼鳞次栉比，也确实分不出是北京东京还是纽约纽西兰。

　　在该书第374页，作者又说："他们需要的不是从农村吮血的教育制度，而是能帮助农村恢复元气的教育制度；他们需要的不是使贫困和不平等永久化的教育制度，而是一个有助于结束贫困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第三世界里的"他们"，包括了我们。只要对中国现实有所知，就能感受到我们当下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助农村恢复元气"，是"结束社会上的贫困和不平等"。而且，经由教育来实现，是治本之策。

　　但是，我们的教育现状怎样？据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某主要领导的感觉好得不得了，但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吧。这本书，如能早点引起更多人尤其是决策者的关注、借鉴，相信如今的中国局面会比现状好出不少。在证明改革开放正确和制度优越的话题上，说话也会更有底气。


1985年 《宽容》

　　"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

　　2008年深圳读书月期间"30年30本书"的评选活动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宽容》为众望所归。这是沈昌文先生主持三联店务初期下功夫出版的译著之一。

　　叙说那段往事时，沈先生表示，这件事得益于李慎之先生的点拨。李先生出身燕京大学，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文化上政治上都让人信得过。他们早在出版"灰皮书"时期就有交往。

　　"灰皮书"主要指当时用"内部发行"方式翻译过来的"帝修反"国度的一批书，供批判用。例如《新阶级》、《斯大林评传》、《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都是当时出版的"灰皮书"。

　　沈先生说，为了翻译这些书，那时党内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意思是让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而外语很好的人来做翻译工作，发挥他们的长处。李慎之先生当时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带着一大堆有名的外语专家，他们不仅翻译得好，还能提出很多好的书目。沈先生就是在那时认识了李慎之、董乐山、施咸荣等人。

　　沈先生主持三联事务后，李慎之先生曾为出版选题出主意。在多年革命经历和文化思考中，他有个"向后看"的观点，沈先生印象很深。李先生主张，"为了推动中国真正进步，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早一点的时候去，比如'二战'前后。"

　　李先生举例说，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跟女同志坐在一条板凳上讨论问题。他觉得那时中国已非常进步，男女平等即一大标志。可是后来经历的许多事情证明，当初产生的好感觉中，有的是错觉。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补课。为此，李先生建议三联书店多注意西方社会发展路径，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镜。

　　顺此方向，沈公先找到了房龙的《宽容》。他觉得"宽容"题目就好，内容也好。中国人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七斗八斗，斗争到底，压根儿没有宽容概念。后来痛定思痛，倒是从反面领悟了宽容的好处。进入改革发展状态的社会，也更需要宽容的气氛。于是，由迮卫、靳翠微翻译的三联版《宽容》于1985年9月应时而出，第一次印刷七千两百册。七个月后第二次印刷，猛增至五万余册。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出版者的预料。


1987年  《随想录》

　　"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个声音催促我：'写吧！'"

　　自认为至少当过"十年奴隶"的巴金先生，经历了谎话漫天的岁月，想说真话，又深知不易。他说："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象出了门在半路，感到进退两难……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个声音催促我：'写吧！'"

　　1978年，他以古稀之龄开始书写，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名"随想录"。这次艰难、漫长、壮丽的思想跋涉，持续到1986年秋。从首篇《谈〈望乡〉》到终篇《怀念胡风》，共百五十篇，逐篇见刊，陆续结集。这该是怎样一个锥心泣血的过程？作为一个后辈读者，很难对老人家的心曲有多深体会，却由此联想到托尔斯泰写在《苦难的历程》卷首那段话："在三次清水中沉浸，在三次血水中沐浴，在三次灰水中滚沸，我们就比纯净更纯净了。"又由此想到"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一生中，该有多少横逆沉浮？这些经历给予作者以足够的精神强度，他一一写出，因此视此书为自己的"文革博物馆"。

　　此"馆"来之不易。"随想录"连载到十几篇时，已有多种传言，说作者"犯了错误"，"坚持不同政见"，要"进行批评"。第一卷出版后，作者被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挥舞棍棒，杀了过来"。第二卷《鹰之歌》一文不征求作者意见就删除所有和"文革"有关的语句。作者感叹："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他抗争道："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象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如此决绝之中，血泪斑斑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先后完成。作者以老迈之年、病弱之身、受难之心、沧桑之笔，为其同胞、为其祖国构建"文革博物馆"，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可是，他感受到的舆论环境却"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一位老人，风烛残年，想说一些真话，竟至如此困难。可敬的是，老人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写出此书后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我们呢？作为作者的后辈，作为《随想录》的读者，我们也能心安理得么？我们该怎样才能心安理得？我们还有心安理得的愿望么？我们还能说得出心如何安、理如何得么？我们还有对心的看重、对理的尊重么？

　　有人统计，三联版《随想录》之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平均印数超过十三万册，其中《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十五万余册。2005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随想录》两个月内销售十万册，人称"当代散文出版奇迹"。进入2009年，该社又出《随想录》三十周年纪念版。看来，敢说真话也说得出真话的人虽不多，想听真话的人却不少。


1988年 《山坳上的中国》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盛世有危言，这是一本主谈中国问题的书，一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书。

　　举凡经济、交通、农业、环境、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让作者把当时中国的状态比喻为"已经艰难地翻上一个新的山坳"，"顶上有金碧芙蓉，四周佳木茏葱，却又到处浮沉起荡，危岩滑石，惊险万状"。

　　二十多年前读到这本书，叹服于作者何博传的宏阔视野、理性思辨和斐然文采。其实，未必真能读懂多少，更强的感受是字里行间的书生本色，觉得这才叫知识分子。近年有读者因读该著而发感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的高级技工。

　　后来，为另一本书的筹划、编印，曾有机会与何博传先生接触并短期共事。在白天鹅宾馆，在广州往南沙途中，在书城和工地，在车上，在餐桌，言及自己由《山坳上的中国》受到的思想冲击，说到世纪末的家国现实，表达过一个普通读者对该书作者应有的敬意。儒雅朴素的何先生没有客套，没有"哪里哪里"、"过奖过奖"的躲闪，微笑着接受，似乎很明白他接受敬意对方才更自在的心理。

　　我们此后的多天同吃同行过程中，有现场考察，有座谈商议，有私下聊天，何先生没有丝毫名人做派，更无一书成名的任何火气。说到南沙开发，说到书城设计，说到珠江三角洲的前景，也说到西部地区的滞后。其言谈间，睿智与纯朴并存，理性与感性汇流，流露出的是安之若素的情怀，奇中见凡的气息。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相处，尽管在知识储备和思想深度上的差距很大，却不会有太大压力，而会有一种被引导、受熏陶的舒心感觉。

　　《山坳上的中国》共十八章，每一章正文前都有引语。第一章引语为杨振宁言，其中有"纵观历史，最难的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句。自彼迄今，历史又延伸了二十余年。回头看看，不难发现，只要路子对，不折腾，国民经济搞上去似乎不是最难的。倒是不能用钱衡量的、不能用银子买来的、不能精确计算其经济价值的一些事情，似乎更难，例如官场清廉、公众道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把这些方面搞上去，已写入中国执政党的重要文献，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总体要求。与这些相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还是初级阶段的事情。把初级阶段上的事情说得太大太高，未免忽略了中级和高级阶段上应有的更了不起的作为。

　　何先生敏锐观察到，现阶段，"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贬值，我们开始'升值'；西方人拆铁路，我们修铁路；西方人口从城市流向农村，我们则从农村流向城市；西方人从高楼搬下平房，我们从平房搬上高楼；西方人以自己的语言为至尊，我们在拼命学外语；西方人的科学重点转向社会，我们的科学转向自然……"如今，这个阶段还在继续，一时还看不出有向下个阶段过渡的迹象。中国还在山坳上爬坡，距离山顶的"金碧芙蓉"还远。二十余年过去，社会在变，危机形式在转换，山坳之后还有山坳，或许是更大的山坳。所以，《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仍有现实意义。今天重读，其振聋发聩之效似乎更加强烈。


1989年 《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

　　"现在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而不是高唱赞歌、大摆宴席庆功叫好的时候！"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大约十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个热门话题：球籍。有人说：中国成为地球"荣誉公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该问题提出后，一石千浪。各阶层读者、各领域研究者、大陆、台湾、港澳及国外华人学者踊跃发言，国运自在国人心头。《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是当时广泛讨论的一个结集。

　　由此前推三十几年，毛泽东在1956年曾提起过这个话题，语气大开大合地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老人家真是有眼光，结果确实是"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好在世界在变，其中一大看点就是"冷战"结束带来的诸多变化。大家看对方，心思在变，眼光在变，策略在变，自己的"样子"也在变，尤其是衡量"样子"的标准在变。

　　例如，放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路子，把标准定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即便还不能超过美国，也还是可以像点样子，甚至在有些方面很像样子，很有面子。与当年讨论"球籍"时的情况相比，中国人现在似乎已经远离所谓"球籍"问题了。"八零后"、"九零后"的新一代年轻人，甚至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这个大问题。为什么？用邓小平确定的标准衡量，如今的中国像点样子了。

　　再看毛泽东那句话，有的说对了，有的就不确。中国人确实很多，多到天下第一，地方也不算小，但是资源就很难说"那么丰富"了。这个地方确实搞起了社会主义，而且已经搞了六十年。不是"据说"有优越性，而是理论上确实有优越性，只是这种优越性的释放和体现需要一个过程，一段时间。我们才搞了六十年，放到漫长的人类历史背景上，一瞬罢了，不值得为之害羞。再说，我们搞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浪漫社会主义，更不是突进社会主义。所以，虽说"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还是可以像点样子。先看看国庆六十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和焰火晚会，再看看奥巴马来中国的一脸笑容和满身的随和，说中国开始像点样子，不算过分。

　　《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当年何等热销！如今，在Google写入这个书名搜索，仅有九项符合查询结果，其中七项实质上属于重复。冷清得实在可以。当然，用二十年时间化解球籍问题，成就不小。但不是该书中提出的威胁到球籍的问题都解决了，如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人口老化、教育经费、增长方式、分配机制、科技创新、道德信仰、官场腐败，等等，其中一些问题恐怕比当年还要严重。所以，"球籍"问题或许可以放下，却还需要保持足够的忧患意识。在当前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局面下，"风景这边独好"的调门似已不再，因为我们确有自身难题的困扰。诚如该书所言："现在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而不是高唱赞歌、大摆宴席庆功叫好的时候！"

袖手旁观

一时惊呼起来，投胎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