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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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外交往方面】从晚明的对外开放、到满清的闭关锁国
　　长期以来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都有一种错觉，以为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详见本书中《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其实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事实上，满清以前的中国一直都是非常开放的（详见本书以前章节）。秦始皇一直对海外之地有着强烈的兴趣，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不老。汉帝国时期，是中国人的努力打通了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举世公认，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到了宋王朝，丝绸之路的断绝促使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从事海上贸易，宋朝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国家，中国的瓷器从此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的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商船队和最领先的航海技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航海时代，但与此同时陆上的丝绸之路却得以恢复。正是这条丝绸之路使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将中国的航海技术和火药传到西欧，引发了西欧的航海大冒险和西欧的崛起。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被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称为“伟大的相遇”（详见《明王朝》）。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上全面交流合作。中国的船队远赴西洋，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1421：中国发现美洲》）。
　　在“五四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是非常欢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逻辑学》和《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明末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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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被翻译成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绝迹，明末传教士带来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
　　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笔者以为“阎教授”的观点大大的侮辱了满清统治者的智商，同时也大大的侮辱和愚弄了广大中国历史爱好者。笔者在前面的章节《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里说过：“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国外学者马克思的观点也许比我们的“阎教授”更接近本质。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洲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满洲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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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文明方面】从开放的、富有创造力的文明堕落成愚昧、落后、保守的蛮族
　　有位西方学者（笔者忘了名字）说过：“我们都把汉人和鞑靼人混淆了……很多人都以为鞑靼人变成了汉人，其实不然。鞑靼人的到来的一个后果是中国这个曾经的文明国度被“鞑靼化”了……从那以后，曾经非常景仰中国文明的日本开始称呼中国为支那……”
　　巴罗记载：“……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请大家注意：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太监”指的是被阉割了的男人。事实上，满清阉割了的不仅仅只有汉人的肉体，他阉割的还有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正是这种阉割使中国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明堕落成愚昧、落后、保守的蛮族，使中国从此“鞑靼化”。
　　中国以前的封建王朝，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封建朝廷虽然剥削沉重，但是农民并不愚昧。陈胜、吴广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李自成提出“均田地”的主张。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
　　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统治下，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呢？道光20年8月初4，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连这个清末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都闹如此笑话，其他人可想而知。
　　在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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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束语：批判满清不是批判满族
　　需要说明的是：满清不等于满族，批判满清不是为了批判满族。笔者在此批判、抨击满清部族政权是出于文明社会的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所谓狭隘的民族思想。满清入关时的大屠杀，满清的文字狱，满清的部族殖民性质都是不容否认的。抨击满清暴行的与抨击秦始皇的暴政，抨击项羽、白起坑杀降卒，抨击冉闵的“屠胡令”，抨击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抨击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暴力专政的控诉，与民族性无关！
　　笔者知道有人不愿意看到这篇文章，也许立刻就会有人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帽子。为了这种“民族团结”，中国主流的历史界已经隐瞒了太多的真相。蒙元和满清入关后对汉族人民大屠杀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人的屠杀，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却被主流的历史界刻意的遗忘；“留发不留头”和文字狱恍若隔世；“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能在故纸堆里找到只言片语；岳飞、文天祥和史可法成为影视界的空白，施琅和洪承畴却成了“识时务”的英雄俊杰。
　　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混淆民族与政权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批判、抨击蒙元和满清的罪恶史与破坏民族团结的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是非常荒谬的。以色列人追杀纳粹头目并不表示他们不会原谅日耳曼人；中国人强烈谴责南京大屠杀并不意味着中国否定中日友好；揭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也不表示将会破坏我们与八国的外交关系。
　　我们应当怎样来维护“民族团结”？是否为了“团结”就可以无视历史真相，不对游牧民族征服时的屠杀进行任何道义上的谴责？为了“团结”就可以在津津乐道于汉族王朝里的始皇的暴政、明朝的腐败和酷律、项羽和白起的残忍的同时，却只字提不少数民族政权里的蒙元的大屠杀、四等人、初夜权和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剃发易服？如果仅仅因为列举了几个游牧民族杀戮的例子就会影响民族“团结”，那这个“团结”也太虚假、太脆弱了！
　　笔者认为：团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重”的基础上的。一个为曾经屠杀、压迫过自己的民族进行粉饰、美化甚至大唱赞歌的民族是不会真正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和信任的，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团结”。只有正视历史真相，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本原则，对生命抱以敬畏的心理，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因为民族的不同而叙述不同的历史，对所有的暴力、罪恶和专制都予以强烈的抨击和谴责！只有所有的民族在这个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才会赢得真正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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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牧民族的侵略和文明中心的迁移
　　有一段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之光是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苏美尔文明，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ofShinar）。后来的西方学者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伊朗高凤的文明统称为中东文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都是在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中东文明的辐射之后形成的。
　　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之光为何会出现在中东这一区域？也许我们根据“可接近性原理”和地理环境能找到答案。中东地区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连接的通道。关于人类的进化史，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人类起源非洲，是由非洲的南方古猿人迁徙、扩散、进化形成的。假如这种“一元说”成立，则中东地区是古人类迁徙扩散唯一的必经之路。从“可接近性原理”的角度看，中东地区的西边是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东边是印度文明，在它的南部就是尼罗河的埃及文明，北部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格达文明。所有这些因素都不难解释为什么中东文明是最早的文明。
　　但中东的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成就了伟大的中东文明的同时，也成为中东文明自身致命的弱点。“可接近性原理”同时也意味着极容易遭受游牧民族的掠夺和侵略。几乎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中东文明都首当其冲，在劫难逃。而因为炎热的气候特点，马匹在中东难以饲养和生存，这使得中东文明在面对蛮族入侵时表现的相当文弱。印度文明与中东文明在地理位置和气候上非常相似的，所以历史上的中东和印度从来就是征服者的乐园。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而打破力量均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马匹的驯养和铸铁技术的发明。
　　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印欧游牧部落。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印欧游牧民族的偏爱。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使得游牧民族拥有了中东文明所没有的马匹，而恰恰是这一点成为双方军事力量的分野。马匹的驯养使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中东的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均势，促使印欧游牧民发起第一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
　　这一次大规模侵略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约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中东北部草原的印欧人开始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侵略，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印欧人以中东北边草原为圆心，向各个方向侵略扩张，几乎淹没了整个欧亚大陆。这次侵略的影响深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彻底摧毁，侵略的中心中东和印度开始衰弱。而与此同时，侵略也把中东的青铜和铸铁技术，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印欧人的马拉战车和军事技术远播到了侵略的边缘——西欧和东亚。总之，侵略之后的一个结果是：欧亚大陆中部开始塌陷，而两端则开始崛起。中国和罗马开始双星闪耀，中东和印度从此星光暗淡。
　　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侵略的诱因是技术的发明和突破，而与第一次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发起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和组织上的变革。第一次印欧人的侵略虽然声势浩大，但侵略者多是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只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被征服民族，而不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第二次侵略者来自于东部草原部落，他们在与中国的对持中学习了中国的集权制度，逐步走上了军事化帝国的道路，因而比第一次侵略更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除了制度和组织的原因之外，东亚的马鞍和脚蹬等技术的发明也是诱发第二次侵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时，先进制度和技术的输入者是中国而不是中东，这也决定了侵略的路线大不相同：第一次侵略的路线几乎是散射型的，以中东附近为圆心，向西侵入克里特和希腊文明，向南进入中东和印度甚至埃及，向东推进到中亚，甚至有可能进入过中国；第二次侵略的主要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向西偏斜，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和莱茵河，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然后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欧洲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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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5世纪，匈奴人在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促成了匈奴、突厥人的第二次大规模侵略（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犯——匈奴、突厥人的侵略》）。在这次侵略中，所有的文明都蒙受劫难，中东、印度、欧洲和中国北方都屈服于蛮族，文明结构也或中断、或消亡。只有中国劫后余生，最终驱逐了侵略者。从此西方开始衰落，东方一枝独秀。西欧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中国进入隋唐盛世，到宋王朝时达到巅峰（详见《宋王朝》），一直领先世界约一千余年。
　　第三次大规模侵略时，制度和技术的输入者仍然是中国，所以侵略的路线也和第二次惊人的相似：同样是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
　　公元10～15世纪，中国宋朝时的火器和攻城武器的输入又一次打破了势力平衡，促成突厥和蒙古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侵略（详见《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大规模侵犯——突厥和蒙古的侵略》），引发了成吉思汗惊人的征服，形成了世界史上最庞大的蒙古帝国。与第二次侵略的结果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全境沦陷，被破坏的程度最为严重，而地理位置遥远，蒙古人鞭长莫及的西欧则幸运的逃过劫难。这一变化也预示着世界的中心将开始移向西欧，西欧开始赶超中国。
　　中国随后不久就驱逐了蒙古人，当时的明王朝相对于欧洲并不完全落后。明王朝也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技术。特别是在军事技术方面，不遗余力的引进、学习先进火器技术（详见《明王朝》）。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三次游牧民族大规模侵犯的潮流中，不幸的中国每次都踩上了节拍，只有西欧幸运的逃脱了第三次侵略。然而更为不幸的是，中国第四次遭受了最后一支鞑靼部落——欧亚大草原最东端的满族的侵略。
　　笔者始终认为满清入关的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因为前面的三次大规模入侵都是源于技术的输入导致力量均势的打破所引发的侵略，而明王朝时期的火器已经接近成熟，军事力量并不比满清弱，甚至还要强于满清，明末时期对满清的诸多军事失利更多的是因为战略战术或指挥官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军事实力。这也是满清的侵略只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范围而没有像前三次那样形成世界性的侵略潮流的原因，或许蒙古人过度扩张的教训是他满足于中国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没有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没有打破欧亚大陆力量的平衡。
　　是明末时期罕见的天灾和鼠疫对明帝国小自耕农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给了满清侵略者以机会，农民起义和吴三桂卖国也是促成满清入关的重要因素。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自己部族的统治利益实行了文字狱、限制火器、闭关锁国等愚民政策（详见《满清入关》），正是这些政策使中国迅速滑落，陷入了耻辱的近代史。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入侵影响深远，他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这个发明了火药的国度，火器的发展被抑制、中断甚至倒退了，而幸运的逃过了蒙古人侵略的西欧则因为蒙古人侵略的传播而获得了火药和火器的技术，在满清政府限制中国火器发展的时期，西欧却赢得了使火器成熟的充足时间。此后欧洲人凭借着这种成熟的火器、指南针和中国的航海技术，走上了海外殖民之路。笔者认为火器的成熟和弓箭的发明一样在人类史具有非凡的标志性意义：弓箭的发明标志着人类从此摆脱了猛兽的威胁，成为万物之主；火器的成熟则标志着文明从此摆脱了蛮族侵略的威胁，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荡然无存，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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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理环境与中国文明
　　西方人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商，但一向自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人更愿意追溯到此前的夏朝，甚至更早的龙山文化时期。如果严格的以成熟的文字、青铜器、城堡的出现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则应当认为起源于商文明才更经得起考证，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夏代虽然有国家机构，但并没有考古的证据来证明其拥有文字、青铜器和城堡。在商之前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度时期。若以商为起点，则中国的文明史应该是约3700年，晚于中东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约5600～5800年）。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似乎也是支持西方学者的观点而不利于中国的拥趸。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是非洲古猿人迁徙之路的最末端。在四大文明板块中，中东、印度和欧洲能相互影响，而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中间并有“世界屋脊”阻隔，根据“可接近性原理”推断，中国似乎也应当晚于其他文明。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理位置隔绝。中国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气候环境也是有助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中国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中国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东部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入侵，欧洲人都惊恐的称之为“黄祸”，中东和印度从来都是征服者的乐园。与此相对应的是，面对游牧民族，中国这个被姜戎先生称为“懦弱”的文明却是见怪不怪，从容不迫。中国是唯一能和游牧民族对恃长达数千年的文明。也是反击最坚决，最彻底的文明，是唯一在冷兵器时代能够进入草原权力中心腹地的文明。中国文明为什么最有生命力和持久力？这一点也可以归结于地理环境。
　　从地理位置看，中国虽然与游牧民族比邻而居，但中间有一条崇山峻岭作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幽云十六州。中国人在此修筑长城，据险而守，屏护中原。事实上，中国几次屈服于蛮族都是因为长城的失去——南北朝和唐朝时期是因雇佣军的叛乱，明朝时期是因为吴三桂的卖国投敌。而这种天然的军事要塞却是其他三大文明所没有的，与中国相比，中东、印度和欧洲几乎是门户大开。除此之外，气候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和欧洲都有适合的气候来养马，而中东和印度没有，所以中国和欧洲比中东和印度更有战斗力，更能维持自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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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也许起步比其他文明晚，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也不必沮丧，不必在意，重要的不是文明起源的早晚。就像历史苍白的美国，我们也无法否认他的伟大和他在世界史上的重要位置。中国虽然晚于其他文明，但中国却是最独特的文明，是生命力最持久的文明。其它三大古代文明基本都已湮灭、消亡，只有中国文明是唯一的延续至今的文明。其它古典文明的文字大都湮灭，存在的后人也无法翻译，只有中国的汉字能通读至甲骨文，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在古典时期，中国文明一直更多的是技术和财富的捐献者而不是受益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缘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像西方的文明那样充满了殖民的“原罪”。

　　中国文明自古以来一直奉行“怀柔天下”的外交政策，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兼容并蓄，中国文明最独特、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的内聚性。利玛窦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大为惊异，他写道：“……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所以中国的每一次兴盛给周边带来的都是福音而不是灾难，中国能控制东亚凭借的是强大的软实力而不是武力。在东亚，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柬埔寨等等，无不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堪比今日美国在北美的地位：中国兴，则东亚兴，中国衰，则东亚衰。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无法企及中国往日的高度。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中国文明的特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符合现在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国家关系准则，代表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自豪吗？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本应当引以为豪的中国文明，却遭到了当今很多人的否定甚至批判。比如：中国文明的谦和性、内聚性，中国文明的热爱和平、不尚侵略。却被人在《狼图腾》中斥之为“羊性的懦弱”。是什么出了问题？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强盛，通常都是拉动东亚甚至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与此相反的是，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征服都是基于对财富的垂涎和掠夺，给周边带来的都是灾难和落后。游牧民族的政权也许在武功上强于中原文明，征服的版图大于中原文明，但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们现在又剩下了什么？
　　我们如果还不能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没有正确的信仰原则，鄙视财富的创造者，鼓吹财富的掠夺者，崇尚武力，那么在提倡人道主义的二十一世纪，在核幽灵笼罩的今天，这种是非观将会将我们的民族拖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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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
　　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这是史学界长期争鸣的命题。在讨论这一命题之前我想和读者一起来讨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比如在宋朝和明末。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命题。从国家机构和官僚制度来看，大一统的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和欧洲分裂的松散的封建领主制度大不相同，而自给自足，缺乏分工的小自耕农经济制度更是资本主义的天敌，如此说来，宋朝和明末的现象似乎不应该是资本主义萌芽。但从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宋朝和明末具有像18世纪工业化序幕到来之时的欧洲的一切特征，比如：四大发明，纸币的出现，航海探险和海外贸易，商人和新兴阶层的兴起；商业化、城市化、市俗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在这种时候，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这些进展是否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给世界带来它应有的一切深远影响？历史无法假设，因为两次游牧民族的入侵（蒙古和满洲）打断了中国的进程，扼杀了这种可能性。
　　我们是应该根据制度还是技术来判断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就需要在此辨析一个关键点：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在笔者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相伴而行，而且往往是技术变革领先于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两者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工业革命和文明到来。
　　技术的变革对社会变革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学者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抄书，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对于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关于四大发明究竟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怎么样影响世界，中国史学界主流的声音或是语焉不详，或是一笔带过，却只能见诸于西方学者的著作之中，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界的遗憾和悲哀）。
　　我们不必一定要非此即彼那样明确的证明中国有过或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所谓“萌芽”本身就是制度变革的一个混沌过程，它的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到成熟，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突然想象出工业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或某些具体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本节的目的就是考察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从内因(制度）和外因（环境）两个方面来阐述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