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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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外部环境原因】中世纪后期，欧亚大陆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欧开始兴起，西欧开始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到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
　　这些重大发展似乎有悖常理，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西欧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资本主义文明为何是在西欧兴起而不是在相对更富庶的中国？
　　回顾游牧民族的侵略历史我们会发现（详见本章第二节），游牧民族入侵者的地理顺序是自西向东的：先是欧亚大草原阿尔泰山脉西边的印欧人，其后依次是东部的突厥人、蒙古人，最后是草原最东部的满洲人。除了在上古时期发起侵略浪潮的印欧人外，其他的侵略者都来自草原东方的部落。翻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西欧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的两端，西欧离东部草原部落距离遥远，而中国却与他比邻而居。
　　正是这种地理因素是中世纪欧洲跑到中国及其他地区前面去的重要因素。西欧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1000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于：当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侵占中国的时候，西欧却幸运的逃过劫难；在16至18世纪满洲人统治中国、的近三个世纪里，中国的技术停滞甚至倒退（详见《满清入关》），西欧却有着充足的时间来发生深刻的技术变革，技术突飞猛进，进而催生了制度的变革。由于免遭这种游牧部落的蹂躏，西欧同更易频繁遭受侵略的中国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来审视一下弗朗兹·博亚兹的可接近性原理（见本章第一节）。因为可接近性原理虽然能够解释人类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中东，但却无法解释此后的历史进程。
　　如果将博亚兹的假说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然而随着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在古典时期，不是中东地区而是地理位置相对隔绝的中国和欧洲领先世界；在中世纪，地理位置遥远的西欧诞生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上了殖民扩张之路，无情的建立了霸权。而这些文明的衰落和兴起都与游牧民族的侵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详见本章第二节）。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之路迂回曲折、频繁反复。法国大革命也被保守势力迅速扑灭。资本主义真正的兴起和成熟并不是在欧洲的大陆中心区域，而是在欧洲的边远地区比如英伦诸岛。而巧合的是，在大陆另一端的东亚，资本主义也是最先在偏远的日本群岛上生根发芽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现在，全球霸主美国的地理隔绝程度举世无双。他的东面和西面都是浩瀚的大洋，北面是他的后花园——加拿大，南面是与南美连接的狭长地带。这种隔绝意味着美国极少受到外敌的威胁和侵略，事实上，自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本土就再也没有过较大的战争，谁也无法否认的是，美国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是他现在能建立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地处三大洲十字路口的中东地区现在依然有着“火药桶”之称。
　　很显然，文明社会到来之后，博亚兹的可接近性原理已不再适用。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偏远地区比中心地区更少遭到外来的威胁和侵略，在隔绝状态下更能平稳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另一方面，相对于成熟的文明中心地区，偏远地区更少受到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束缚，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文明。
　　我们已经知道，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物质财富的累积，社会发展到饱和状态时就会遭遇到一个瓶颈，此时旧有的制度就成为束缚社会进步的绳索。这时就会催生新的技术突破和制度变革，这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途径。这种社会制度交替的混沌状态就是萌芽状态。这一凤凰涅磐的过程是痛苦而分裂的，也是最虚弱、最易脆的，犹如新生的婴儿，朝气蓬勃却易夭折。而这种阶段也往往容易被外敌利用，趁虚而入。
　　中国在南宋时期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南宋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饱和状态，已经到了技术突破和制度变革的萌芽阶段，南宋王朝的社会已经具有很多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前夜的社会特征。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南宋很有可能引发一种爆炸式的革命，进入新的社会阶段，继续领先世界（详见《宋王朝》）。
　　为什么南宋没有成为“欧洲”？地理位置显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南宋没有西欧地理遥远的优势，他紧邻最凶猛的东部游牧部落，不仅如此，宋王朝没有长城的屏障，游牧民族的侵入非常容易。除了地理的因素外，另一个原因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南宋没有西欧那样成熟的军事技术，比如火器。火器的雏形——突火枪是南宋发明的，但还很粗糙，经过数个世纪的完善后在西欧成熟。南宋比西欧的工业革命早了5～6个世纪，对中国而言，资本主义萌芽来得太早了，中国还没有时间来完善他所发明的火器，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一新生婴儿的成长。而此后的明王朝又一次重复着南宋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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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制度原因】从内部制度原因来看，有两个制度上的因素制约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前进的步伐，分别是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经济。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严重的打击挤压了新兴阶层的空间，甚至扼杀了新兴阶层的成长；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经济表现的恶果是，土地越来越细碎化，无法形成土地经营的规模效应，阻碍分工、抑制交流，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
　　若再仔细揣摩，这两个制度上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同一个原因。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必须建立在小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小自耕农经济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结果，二者互为因果。为了建立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必须打击大地产、大商人这些帝国体制外的力量，努力建立平均主义、力量碎化的小自耕农经济；而这种小自耕农经济也非常有助于皇权对帝国机构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最频繁的词语：削藩、均田令和农民起义。三个词语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打击大地产，平均田地，建立分散的、碎化的小自耕农经济。
　　我们知道中国在西周时期是分散的诸侯制国家，经秦之后走上了中央集权之路，但此后也常有反复，只是经过后来各朝代的不断完善巩固才成熟。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走上了中央集权制度和小自耕农经济的道路。我们已经知道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相对于文明社会有着先天的不对等的军事优势，双方对战争的热情不同，战争的代价也不同（详见《文明进化论》中第一节《野蛮为何战胜文明》）。而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可以更顺利的从底层征收税收和物资，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抗衡入侵者，是缩小与游牧民族军事差距的有效手段。推行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一家。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欧亚大陆上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几乎都围绕在欧亚大草原的周边。中国是最接近东部草原的文明，集权程度也最严酷；依次就是沙俄和东欧诸国，接近草原的沙俄一直是欧洲的另类，游牧民族出身的德意志则是军事建制的帝国。而欧洲西部英、法两国距离草原中心最遥远，政权的结构也最松散，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也起源与这两个国家。如果我们以草原东部部落为圆心，则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与其离圆心的半径基本成正比。仅仅是巧合吗？也许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可信，那就是：凶猛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迫使草原周边的国家不约而同的、不同程度的走上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就会发现内部制度的两大原因其实也可以归结到外部的环境原因（本章的“环境”包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环境决定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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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吾深知前途漫漫、阻力重重，但吾愿穷一生之力，为之奔走呐喊！
　　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历史典籍连绵不断、浩瀚无际，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典籍。身为炎黄子孙，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此而骄傲。然而传统主流的中国史籍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以下主要分三点一一述之。
　　⑴单纯的执着于评述历史中的某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却忽视对历史进行整体的抽象和概括。这种评述历史的方法的不足在于，它使人迷失在堆积如山却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具体历史事件中，却不能跳出来把握历史的规律和轨迹。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我们专注于某一片树叶时，就可能对眼前的泰山视而不见。譬如将一部中国史比作一座巍峨的大山，如果中国史籍的研究只是专注于山上的砂石之类的枝节，而不是将大山看作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分析，那么将很难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因为一座大山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由砂石堆积而成，而且山上的砂石无穷尽，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一一研究，相反砂石之类的枝节内容越多，越容易眼花缭乱而迷失其中。
　　我始终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由各自独立，彼此间缺乏普遍联系的大量历史事件堆积而成的；也不是简单的将所有朝代史或民族史合并而成的总和。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⑵过度浓墨重彩的叙述帝王将相和英雄伟人的历史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主流界的正史几乎等同于这些帝王家谱史或英雄人物的列传史。这极易给世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帝王和英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长期熏陶衍生了国人浓重的伟人崇拜情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于某位帝王或英雄如何在关键时刻扭转了历史，而忽视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军事技术等各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某一次战争的胜负，某一个家族王朝的兴衰更替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不表明改变了历史。科学技术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历史真正的进步。
　　⑶热衷于描述政治权谋和宫廷轶事，而忽视技术和制度的发展和变革的历程。这势必给人造成另一种错觉：即某一次具体的政治权谋或宫廷政变改变了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经过长期的熏陶也深刻的影响了国人的价值观，衍生出权力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看历史更多的是想从历史的权术阴谋中学到青云直上的“成功之道”，而不是出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忧患意识来从历史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笔者并不是想在此否定中国古代的史学家，相反应当感谢他们。因为以古人当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有更大的眼界和视野的。正如如果我们不能坐在飞机上就不能俯视高山，不能登上月球就无法鸟瞰地球一样。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任何宏观的、整体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微观的、个体的数据基础上的。一个数学模型的建立，必须要有大量的样本数据，古代史学家很好的做到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样本数据”，而这样丰富而庞大的“样本数据库”是西方历史界所没有并且为之艳羡的。应当反思的是我们当今的史学界的专家和精英，我们现在的时代已非古人所能比拟，我们已经登上了月球，我们已经走进了全球信息化时代，我们的视野已经无限开阔，我们已经拥有古人留下的丰富的“样本数据库”。然而我们这些史学界的精英们做了些什么呢？
　　只需将我们《百家讲坛》里炙手可热的所谓专家教授和西方的历史学家稍加比较就能一眼看出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以宏伟的视角，俯视整个地球的姿态来研究整个世界史甚至人类史时，我们的《百家讲坛》推出的却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康熙大帝》、《越王勾践》，为统治寡头粉饰太平，评功摆好；当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深邃的目光和睿智的语言来思考文明的产生、成长、死亡和蛮族与文明对立、冲突的深层次的原因时，《百家讲坛》推出的却是《明十七帝疑案》、《清十二帝疑案》、《正说清朝二十四臣》等等；热心的为这些帝王大臣们编撰家谱，同时考证一下其中某位帝王的血统疑案；当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降水量等因素来研究亚洲文明的多样性及亚洲各文明之间的区别性时，《百家讲坛》热播的却是《大太监李莲英》、《吕不韦》、《李斯》等，考证着他们仕途升迁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
　　如果以时间为坐标进行横向比较，毫无疑问，中国古典时代的史籍和史官们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于世界的，但是现在，不是我学术媚洋，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的是：我们现在的史学界在历史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史学界了。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1）中国传统叙史方法有着它固有的缺陷。如前所述，它是以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为基本单元来记载和叙述历史，描述的是“点”而不是“面”，着重于“事”而不是“势”。显然这些“点”是以帝王和大臣这些统治阶层为代表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中国历史典籍几乎沦为这些统治阶层的家谱史。
　　可惜的是，我们当今史学界尤其是《百家讲坛》里的专家教授思想保守，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他们就像曾经富贵人家里的二世祖，死抱着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不放，穷其一生来仔细揣摩，把玩祖宗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自娱自乐。而从未想过走出门去看看，也从没想过跳出古人的窠臼，以一种新的角度来思考研究我们的历史。结果是，当西方史学家们开始以文明和地理板块为单元来研究历史时，当他们将人类历史抽象成历史模型时，当他们研究文明与蛮族冲突的根本原因，思考人类文明走向何方时；我们的百家讲坛却在显摆着某些英明帝王的丰功伟绩，考证着大太监李莲英、大贪官和珅和李斯的青云之路，津津乐道于某位帝王的疑似血统。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当西方学者已经通过样本数据库建立了数学模型时，我们依然像高考生一样迷失在题海战术里；当西方学者通过众多的物理现象概括了物理规律时，我们依然只能一次次的记载着某次物理现象的具体特征。牛顿早已经通过苹果落地的现象提出了万有引力，然而我们百家讲坛的专家教授们依然在讲坛上严肃的教导我们：某年某月某日某棵树掉下了几颗苹果，我们应当吸取这次历史教训，避免苹果下次掉下来！
　　（2）有人如此评价汤因比说：汤因比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史学家。这一点也基本普遍适合西方的史学家，比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罗兹墨菲，李约瑟等等。他们的著作中都闪耀着深刻的思想和睿智的内涵，这都源于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思考，对工业文明的忧虑，他们渴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找到答案，找到方向。其实我们古代史官也具备这种品质，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做到像现代西方学者那样全面的研究分析问题。应当批评的是我们当今百家讲坛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在继承了前辈们研究方法的同时却又抛弃了前辈的信仰，前辈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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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追思历史，展望未来”这一直是史学家的责任，然而百家讲坛里的专家们做了些什么呢？我始终不愿意相信通过百家讲坛里所讲的帝王驾奴之术，宫廷斗争，政治权谋能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找到答案，更不敢相信通过了解大太监李莲英的生平，和珅的家谱，考证吕不韦的血统，辨析诸葛亮的忠奸就能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找到方向。将百家讲坛里的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等等与西方的史学家相比，首先他们不是思想家，其次也很难称得上是史学家。以易中天为代表，与汤因比相比，与其说他是个历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茶馆里的一个说书先生。我承认易教授的《品三国》有着很强的趣味性和通俗性，事实上这也是说书先生抖包袱、吸引观众的一贯技巧，是百家讲坛栏目赢得收视率的一贯手段。然而文章以立意取胜，眼界决定了境界，只需这一点就决定了易中天的《品三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从根本上讲，《品三国》无所谓创新，只不过是将古人留下来的冷饭加点油盐酱醋重新翻炒一遍而已，思想性的缺失是《品三国》的最大的内伤，请不要以“诸葛亮是忠是奸”之类的伪学术命题来敷衍读者，因为这种无聊的命题除了增加饭前茶后的谈资外，根本无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博得读者一笑的历史趣闻，我们更需要的是能给读者思想的启迪、灵魂的震撼、睿智的思索的历史作品。
　　笔者也深知拙作《另一只眼看中国史》存在着很多缺点，很多论点还很幼稚，逻辑有失严谨，存在大量引用，转帖，甚至抄袭的可能。但它至少尝试着跳出前人的窠臼，尝试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我们的历史。《另一只眼看中国史》摈弃了传统的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基本单元的叙史方法，摒弃了封建的“君权天授”，摒弃了皇权主义，摒弃了宫廷斗争，摒弃了政治权谋，摒弃了英雄改变历史论，摒弃了以一家之姓的朝廷纪元来叙述历史，摒弃了以武力的强大，征服的版图来衡量王朝的强盛和先进，摒弃了将朝廷的更替等同于历史的进步观点；转而尝试着从全局的整体的角度来叙述历史，尝试着从技术的变革、生产力水平、文明程度等角度来评论一个王朝的强盛和先进，尝试着从技术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历程来描述历史的进程，尝试着分析地理地形、气候特点、降水量、农作物的产量，周边民族等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尝试着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
　　笔者在《另一只眼看中国史》中的尝试是抛砖引玉，旨在呼吁更多史学界的专家权威们，更多的历史爱好者的同仁们能够将目光投向到这段空白中来，对此更多一点关注。
　　我知道我在拙作中对当今的史学界的专家权威多有冒犯，而且几千年主流历史的熏陶使得国人历史观很难转变，我的观点在国人眼里也许过于另类，这也许将招来很多的冷嘲热讽。吾深知前途漫漫、阻力重重，但吾愿穷一生之力，为之奔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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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话雨

天，这清风又推出了新作啊。先进来，占位，慢慢读：）

风铃儿

清风,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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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历史问题不是丝雨、风铃喜欢的，多是女孩子都对历史不感兴趣！

冰雨紫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