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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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化论

　　一、野蛮为何战胜了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有个令很多史学家难以理解的现象，即：相对文明的国家民族却往往被相对落后的民族部落打败和征服。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冲击下，终于灭亡；在东方，经济繁荣的宋、明两朝，却先后亡于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史称“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是中原汉族屈辱的血泪史；贫瘠落后，人口稀少的蒙古部落，却横扫整个欧亚大陆。野蛮为什么战胜了文明？仅仅归结于破坏比建设容易也许过于简单。对于宋明两朝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论调是朝廷的腐败，君主的懦弱无能。仅仅是各朝皇帝才能的差别导致国家实力的天壤之别吗？背后是否有某些规律在支配着中国封建王朝衰落的轨迹呢？我们可以试着从军事和经济两个角度来分析。
　　1.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
　　《史记》记载，“西域国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意思是这种汗血宝马的祖先是天马的儿子。传说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天马，人力不可得。于是大宛人将五色母马放在山下，五色母马与天马相交，生下的马驹就是汗血马，因此汗血宝马又称为天马子。为了得到这种传说中的神奇宝马，汉武帝两次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谨获骏马三十匹”。后世史官对此斥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汉武帝的“夺马战争”完全否定也许有失偏颇。看看现在的老美对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喋喋不休时，你就不难理解汉武帝此举的图谋。因为马匹在冷兵器时代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现在核武器的作用。
　　位于中国北部的草原地区是世界上盛产马匹最多的地方，先天的独特地域和气候，为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悍的马匹。“马背上的民族”有着相对其他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是先天性的，不对等的。具体表现在：正面作战时，骑兵的冲击力强与步兵，骑兵的速度优于对手，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强于对手，找到对手的薄弱之处时可以迅速集结大量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形成局部战区的绝对数量优势，以众击寡；遭遇强大对手时可以依靠马匹迅速分散，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保存有生力量；这些特点使得游牧民族可以自己选择战场，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和时为民，战时为兵，备战动员非常简捷迅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的全国性征兵则耗时很长，战备反应迟钝。另外游牧骑兵在补给上也有着天然的优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草补给对汉族军队的重要性。官渡之战中，乌巢付之一炬，袁军不战自溃。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几乎不用提供军事补给，当他侵入中原时，汉族的定居生活方式使得游牧部落可以轻易的通过烧杀抢掠获得军事物资。陷入困境时，他们可以喝马奶，甚至杀死马匹吃马肉充饥。而对于汉族军队，当他在本国境内防御时，军事物资主要来自官府的征调，当他反击深入游牧部落的领地时，道德伦理，礼仪律法的束缚，使他们难以采取劫掠的方式取得军事物资，即使想劫掠物资，游牧民族的游牧方式也让汉军无处可劫。陷入绝境时，以步兵为主的汉军没有马奶马肉可供充饥。而此时漫长的补给线，反而成了对手的攻击的目标。可见，游牧民族的与农耕民族不同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其军事补给的先天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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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长期的战争对文明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更为严重
　　中原文明在遭遇游牧民族侵略时有一个不利因素，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对经济结构复杂的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而文明社会的力量则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旷日持久的对峙将会使文明社会承受巨大的负担。常备军数量的增加就会导致人民捐税压力的增大，从而导致经济生活的逐渐瓦解。
　　不仅长期战争对文明地区和游牧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双方社会的组织程度和组织方式也影响了各自不同的战争后果。游牧民族军事集团骚扰文明居民社会所造成的混乱远远大于帝国军队对游牧民族社会的报复性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帝国军队要想给游牧民族敌人以致命打击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当大军逼近时，他们只要收拾一下行装就马上转移了。即使已经定居的游牧民族社会，情况也差不多，因为当地的生活资源虽然很容易被一次袭击所摧毁，但也不难恢复。在文明程度不同的两个敌对方面的战争中，文明程度高的一方往往赢得胜利却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战争已经把他们拖垮了；反之，文明程度低的一方往往遭受失败却无损大局，因为社会组织落后反而天然地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经济的落后反而使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财产；既然在与邻近文明社会打仗时不会失去什么，他们也就不怕长期对峙，不在乎敌对行动的升级。在边界拉锯战中，交战双方获得的物质后果明显不同。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双方士气的消长中。对于处于守势的中原文明社会来说，永无休止的边境战争不仅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无法解决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长久焦虑。但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战争却具有相反的意义：它不是负担，而是机会，不会引起焦虑，反而让人热血沸腾。这种军事较量总是困扰着文明的一方，当他们束手无策时，更觉得大难临头。反之，这种军事较量则成为军事化了的游牧民族的活力所在。这种悬殊的心理状态不断发展，使得文明一方终归在劫难逃。如果说游牧民族最初是为了避免被文明社会征服或消灭而不得不学习自卫本领，那么当他们增长了作战能力，在自己的领土上逐渐取得了军事优势时，他们就会禁不住把战争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用刀剑来耕种和收获是更划算的事情，因为文明社会现在已经处于守势，游牧民族可以用劫掠或坐领津贴来榨取它的财富。而且，这种以军事为主业、以游牧为副业的生活更适合他们的天性。这样，游牧民族在经济上不再自足自立，而成为长城另一侧文明社会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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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原文明的防御
　　那么如何抵御游牧部落这支来自北方的心腹之患，这也一直是让中原王朝历代君主寝食难安的难题。
　　“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中国民间的传说表达了底层的劳动人民对封建制度的血泪控诉。中国史学家也以此来说明秦始皇的暴政。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秦始皇不是第一个修长城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不约而同的筑长城以抵御北方入侵者，至秦统一六国后，举全国之力将各诸侯国修建的长城连成一体。在此长达后数千年的时间里，长城屡毁屡建，今天所看到的北京周边的长城乃明朝所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为何历朝君主(游牧民族的政权除外)都不约而同、不遗余力的修筑长城？筑长城是一件非常消耗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工程，在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古代中国，极易使国家财政衰弱甚至崩溃。我想各朝君主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许只能如此解释，那就是：迫于军事的劣势，据险要之处筑长城以拒北方入侵者，在当时是不得以而为之，且行之有效的方法。长城对百姓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但对统治者，则是保障其既得利益不受外敌掠夺的重要屏障。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长城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行动飘忽，但因长城的存在，他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好像人类可以安心睡在砖制房屋里，而不用担心猛兽的侵袭一样，只要长城没被突破，边民便可安心从事生产活动，而不用担心游牧部落的随时掠夺和屠杀。中原军队即使在反击时越过了长城边界，通常也是选择退守长城要塞。因为暴露在长城外旷野上的军队不仅很难寻找到游牧部落的有生力量，反而使自己成为敌方的攻击目标，同时要维持塞外的驻军势必消耗高昂的军费，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
　　但仅仅依靠长城是不够的，为了弥补自己军事上天然的劣势，中原王朝通常两种方法可循：充分运用自己优于蛮族的组织和技术来遏制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
　　组织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由松散的诸侯分封制走向了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国走向封建中央集权制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要说清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中央集权制是一把双刃剑，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朝廷的财政收入；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抗衡北方的入侵者。不难想象，冷兵器时代，一个分散的中原王朝是很难抵御凶猛的草原部落的。在没有新的技术出现，没有能有效消弱、遏制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的武器出现时，也许这是当时唯一行之有效的选择。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组织的改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他并没有催生出军事上的技术进步，并没有真正在技术、武器上扭转劣势，所以这种组织的改革只是延缓了王朝灭亡的时间，并没有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从职业的眼光看，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值得赞赏，但对平民百姓却是严重打击。庞大的官僚和军事体制需要有一个压榨性的税收制度来维持，而这种税收制度则部分地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稳定物价制度，结果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破坏。过度的压榨遏制了社会的生产力，使社会失去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皇权至上”、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挤压了资本主义成长的空间。
　　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对此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推行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一家。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欧亚大陆上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几乎都围绕在游牧民族的大本营——辽阔的大草原周边。中国是最接近东部草原的文明，集权程度也最严酷；依次就是沙俄和东欧诸国，接近草原的沙俄一直是欧洲的另类，游牧民族出身的德意志则是军事建制的帝国。而欧洲西部英、法两国距离草原中心最遥远，政权的结构也最松散，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也起源与这两个国家，欧洲最西端的英国离草原最远，在航海技术尚不成熟的古代，海洋和英吉利海峡环绕的大不列颠岛形成天然的屏障，东部的游牧民族鞭长莫及，使其一直保持着“原始稳定”的农牧庄园制；并不是很宽的英吉利海峡使其不过于与世隔绝，能主动吸收欧洲大陆的文明。各种因素造就了这个岛国，使其成为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基本与其离草原中心的半径成正比。仅仅是巧合吗？也许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可信，那就是：凶猛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迫使草原周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不同程度的采取了封建中央集权这一“速成”的制度。
　　除了组织的变革，中原文明还不遗余力的寻求技术上的突破——至少在军事武器的技术上是如此。现在的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发明了火药的中国，竟然把本应成为先进武器的发明，白白浪费在烟花炮竹的无意义娱乐上。其实不然，历史上，满清以前的中原王朝一直都有重视军事技术改革创新的传统，而为了抵御北方凶猛的游牧民族，军事先天不足的中原王朝更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的发展基于火药的武器——火器。最早的火器——“突火枪”出自宋朝，最早的金属管枪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出自中国还是阿拉伯，笔者倾向于是中国发明的，因为宋王朝是当时世界金属冶炼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详见《宋王朝》）。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热兵器的雏形还很不成熟，就像最早的火车还跑不过马车一样，早期的火枪的杀伤力还不如弓箭。西方武器专家T.N.杜普伊给出了兵器的“理论杀伤力指数”，根据兵器的射程，发射速率，精度，可靠性等，总结出来当时各种，弓弩和火枪的理论杀伤力指数如下：普通弓：21、长弓：36、十字弓：33、火绳枪（16世纪）：10、17世纪滑膛枪：19、18世纪燧发枪：43。可见1617世纪主要装备的火枪的理论杀伤力还不及普通弓箭，更不及连弩了，一直到18世纪才超过。事实上，火器从发明到成熟也经过了数个世纪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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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进化论
　　前几年，《狼图腾》一书风行国内，书中宣扬“狼性”，鄙视“羊性”，认为中原的农耕民族是羊，游牧民族是狼，所以农耕民族经常被游牧民族征服，在游牧部落这个兄弟民族的不断“输血”下，才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笔者无意在此对姜戎先生的“疑似种族优越论”和他所独创的“输血论”进行辩驳。只是惊诧于这种论调竟然得到很多主流媒体和“精英人士”的认同，例如央视名嘴白岩松。
　　笔者在前面说过：无意驳斥姜戎先生的理论。但我有义务在此提醒几个被姜戎先生忽略了的事实。因为事实真相的不全，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这种片面的结论通过《狼图腾》的影响力来传播，很容易误导公众的认知，进而影响公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第一个事实是：游牧民族的所谓“狼性”是建立自然基础上的。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人口的增长、生存的压力迫使其向周边文明转移。最初游牧民族是以难民的身份迁徙，边界的设立迫使其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达到目的。在长期的战争中，游牧民族欣喜的发现拥有大量的马匹，弓娴马熟的自己在战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和主动权，既然通过战争能获取比生产更大的利益。那么走向军事化的帝国就不可避免。这种军事化是以不事生产，经济倒退为代价的。而生态环境的恶劣，经济的落后，也就使其无所谓经济的牺牲了。就像狼不扑食就要饿死一样，生存的压力、依仗着天然的军事优势，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就成必然，与所谓狼性无关。
　　第二个事实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并不是姜戎先生所说的那样像羊一样软弱，任“狼”宰割。恰恰相反，与草原周边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原文明这个紧邻草原的文明是受游牧部落侵略最早最频繁的苦难深重的文明，也是反击最坚决，最彻底的文明，是唯一在冷兵器时代能够进入草原权力中心腹地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和游牧民族对恃长达数千年的文明。中原文明的每一次成功的反击，都迫使草原的东部游牧部落舍近求远转而西迁。我不知姜戎先生是否知道西方历史所称的“黄祸”，如果没有，建议你看看《全球通史》。相对于中原民族面对侵略时的见惯不惯和沉着冷静，游牧民族的每一次西迁都引起欧洲的一片恐慌和颤栗。欧洲民族是姜戎先生所推崇的“更具有狼性的海盗民族”(《狼图腾》语)。遗憾的是，面对来自遥远的草原部落，我并没有在历史的字里行间里找到什么“海盗民族的狼性”精神来。游牧部落的入侵时常造成欧洲文明结构的崩溃和中断。入侵的游牧部落往往是亡于尾随而来的更凶猛的部落，而不是死于欧洲的反击。直到后镗式速射型的火枪出现，欧洲才依仗先进的武器开始全球的征服。
　　如果非要把游牧民族比做“狼”的话，那么把草原周边的文明比做“人”——正在由猿猴进化为人的“人”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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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的进化法则同样适用于文明的发展。比较一下人类的进化历程和文明的发展进程，就会发现二者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迫使树上的猴子来到地面寻找食物，来到地面上的猴子更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而成为猛兽的腹中食。直立行走，骨骼的空心化使人类奔跑速度加快，更容易逃出猛兽的追捕。在漫长的与猛兽斗争的过程中，在无数的古人类葬身猛兽之腹后，古人类发现了火可以驱逐猛兽，遂晚上伴火而眠，白天放火烧山，山上来不及逃出被烧死的猛兽就成了古人类的食物。在此后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人类找到更多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如修筑坚固的巢穴以防猛兽的偷袭，如投掷石块，手持棍棒恐吓兽类。长矛和弓箭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使古人类彻底扭转了人与猛兽之间的优势，成为万物之主。文明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经济活动增加，人口的增长使有限的土地无力承受马匹的放牧，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文明进入了农耕为主和畜牧为辅的社会阶段。而这种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却是以牺牲马匹为代价的。恰恰是马匹的减少让文明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中处于军事的劣势。而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于降雨的稀少，生态环境的限制，无法从事农耕生产。迫于生存的压力，依仗马匹这一利器，游牧民族四处掠夺、扩张。与古人类的进化历程类似的是，文明在发展的初期经常受到游牧民族这一“猛兽”的侵袭和征服。猛兽攻击古人类的本钱是强壮的身体和尖牙利齿，游牧民族征服文明的本钱是马匹这一武器，两者共通之处就是都是依仗自然赋予其本身的天然优势。就像长矛和弓箭的发明使古人类彻底摆脱了猛兽的威胁一样，后镗式速射火枪的出现让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荡然无存，进而彻底衰落。文明就像古人类一样，依靠智慧和技术的进步最终战胜了对手。
　　人类刚刚摆脱猛兽的威胁，却又陷入了来自同类的更大威胁，如：种族相残，战争的恶魔，阶级的压榨。文明社会在刚刚摆脱了游牧民族的威胁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更多来自文明内部本身。
　　火的出现给人带来光明的同时也被人利用成一种酷刑；青铜、铁器的发明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成为杀人利器。科学这个怪物就像潘多拉魔盒，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威胁。核武器的幽灵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人类的头顶。克隆技术的出现更是挑战道德伦理和自然法则的底线。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活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另一方面，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索求的幅度不得增大。如果说以前人口的膨胀是增加地球环境压力的主要因素，那么现在已经退居次要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位人口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呈几何级的增加，单位人口消耗资源幅度的增加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压力。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已远远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而人类的贪欲却永无止境。资源的枯竭，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的恶化，文明将死于自己的贪欲？也许并不只是危言耸听。文明将走向何方？也许是该考虑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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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传播是以发源地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始祖，一块发源地，一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逐渐传布四方。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真是如此么？绝对不是。出身东夷的伏羲与出身南蛮的神农都比出身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
　　到了近代，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就首先起来向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挑战，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身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身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后来由于东南百越地区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又由过去的三分法修正为四分法。不论三分也好，四分也好，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的观点有必要予以澄清和纠正。
　　在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时，除了说明哪些人属于中华民族之外，还需要说明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汉族逐渐发展而来的。华夏族是民族，汉族是民族，中华民族还是民族，这三个民族有没有单数复数之分，三者之间究竟有何不同？这是外国人觉得很难理解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追溯一下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在长时期中逐渐发展、演变的经过。
　　夏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各部落、部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自夏代至秦汉，为夷、夏各族并立时期。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与文化水平较低的诸“夷”犬牙交错，此出彼入，通过互相争斗与和平交往而逐渐融合。当时的“诸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血缘不同的各族共用“夏礼”而被称为“诸夏”，正因为有了一个“诸”字，说明是复数而非单数。“诸夏”又称“华夏”。因此“华夏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民族联合体”。
　　在周朝，所谓的华夏代表的是夏商周三个部落集团，包括与他们相融合的一些古部落，其中又以周为中心。这些民族本非单纯，所以可以称之为诸夏。诸夏的详细情况，因为上古史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追究。诸夏之外的氏族，古时候称为夷狄，古籍中有记载的名称繁多，主要有苗、蛮、黎、荆、舒、淮夷、徐戎、嵎（yú）夷、莱夷、和夷、岛夷、百越、巴、蜀、庸、卢、微、髳（máo）、彭、氐（dī）、羌、濮、西戎、骊戎、南蛮、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犬戎、北戎、山戎、鬼方、狿狁（yányǔn）、赤狄、白狄、义渠、林胡、楼烦等。这些夷狄的服饰、语言、生活习惯都和中原的华夏民族不同。这些所谓夷狄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群貊（mò）之外，都和中原的华夏民族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春秋时北方的晋国与战国时北方的燕赵两国，都征服和兼并了许多狄人的部族和国家，并与之相互通婚。东方的齐鲁两国则完全征服并同化了东夷民族。西方的秦国，本身就是一个戎夏混合的民族，到秦始皇时代已经完全征服了西夷与巴蜀一带的氐羌。楚国原来是一个南蛮之邦，春秋时期在南方崛起，加入夏人集团。到战国时期席卷了长江流域，把荆吴苗蛮与百越的地方都收入版图。春秋的吴国也是一个荆吴与夏人的混合民族。而越国则属于南方百越民族。这两个国家先后加入了诸夏的集团，最后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与土地都并入了楚国。秦楚两大强国，原本都是非夏族的国家。在各自华化了自己以后，一个华化了整个中国的西部，一个华化了南部。秦始皇以一个华戎混合的民族统一了整个中国的版图，同时也统一了文化，建立了一个众民族大统一的大帝国。华夏族基本成型。
　　汉武以后，华夏族逐渐改称汉族。经过从夏到汉约两千年的融合，生活在中原的诸夷已先后融入汉族，只有北方、西方、边疆各地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进、退、分、合，变化无常。总的发展趋势则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人口上常占优势，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主体民族地位。汉族也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种民族融合体。
　　活动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不只是汉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可以合称“中华各族”。“中华”之称，魏、晋之际，已见端倪。元末农民起义军与清末革命志士都正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中华”者，恢复“中华各族”所共同建立之国家（并非只是汉族建立的国家）。近代西方殖民者东来，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中华各族在外力冲击之下，才开始意识到求同存异、团结御侮之必要。所谓同，是中华文化之同；所谓异，是各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之异。在外侮日亟的情况下中华各族乃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乃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其次才是由于文化。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在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这与较单一的民族朝鲜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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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一、古代文明的脆弱性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彩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结构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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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上层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
　　古代文明的到来在提高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而使貌似强大的文明内部实质上很脆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像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0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网上清风

二、印欧人的侵略
　　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有着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的西部是印欧各民族，而东部则是蒙古-突厥部落。东部的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其北部是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无人区，而南部则是富庶的中原文明。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向南和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抵达比邻而居的中国；也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在南侵的过程与中原文明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与周边文明的角逐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欧亚大陆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这一角逐的历史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在此期间，游牧民族有三次大规模的，几乎世界性的对文明世界的侵犯。分别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和公元13世纪突厥、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
　　首先要说明的是，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其联系的纽带是语系。印欧人语系十分庞大，有日耳曼语族：包括德语，英语等；有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有斯拉夫语族：包括俄语等等；有雅利安语族：包括印度和中亚，南亚各语言。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就目前所知，中东文明是最早驯养和乘骑动物的地方，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但中东地区所能得到的能驯养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方法后又向北传到盛产野马的印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到公元前2500年，马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为印欧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当游牧民掌握了冶铁技术后，游牧战士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促使游牧民发起了第一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这次的入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阶段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被征服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