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君雅

我选择受苦
作者：柏邦妮　
我20岁那年，是一个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旁听。　　
我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元（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和自己攒钱买的几本电影方面的书，开始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北京电影学院旁的招待所里，一个床位每个月要450元。　　
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拉片室，拉一部电影要6个小时，一个小时3元，总共要18元。学校最便宜的盖浇饭六七元一份，为了拉片，我把一份盖浇饭分成两顿吃，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　　
在旁听的第一年里，我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不让复印的就手抄，我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在旁听的第二年里，老师介绍我写一部电视剧，30集。现在，我可以坦然承认，那真是一部很烂的电视剧，但在那时候，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所有我写过的作品，都是我珍贵的机会，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这个行业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　　
A级的导演找A级的编剧。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A级的导演怎么会用你？D级并不可耻，积攒几部，我就是C级，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摩羯座的我从来不相信侥幸，只相信努力。　　
对于每一个机会，我都不轻视，每一部片子都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才能，花费最大的心血而写的。因为我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就是眼下这一次。　　
真的很苦。一天写两万字，一大早制片人就打电话劈头盖脸地骂一通，片子被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没有网，写完了去网吧传，在网吧查资料，手抄下来再回去写。浑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缓解一会儿，继续写。有时压力太大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哭，站在三环天桥上，外面下着雪，哭完了，回去再继续写。真的是硬生生写出来的。　　
编剧这一行，会写都是其次，能写、爱写才是第一位的。　　
后来我写过一个主旋律题材的剧本。一个部队的老编剧说，他们写剧本，按照那些条条框框修修改改的次数数不胜数，怎么办？“谁叫你爱写呢？谁叫你爱这个呢？”说得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是啊，谁叫你爱这个呢？我并不是总能接到剧本，但是总得生活啊，于是我给时尚杂志写文章写了好多年，采访明星。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数，要命的是几家杂志一起约稿，几天之后，一起截稿，压力大得不可思议。内心的理想和现实的工作有很大冲突，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总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觉得自己快写废了。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手心肿胀，有平常的两倍厚。　　
刚出道时，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挣扎，但是很认真、很较劲。明星采访、娱乐专题、山东快书、企业改革……我接的每一单工作，我都尽全力去做。　　
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2006年，考研第3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2007年，我写了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2008年，我写了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2009年，我和彭浩翔导演合作，写了《撒娇女人最好命》；2010年，我写了舞剧《金瓶梅》；2011年，我写了话剧《北京我爱你》；2012年，我和张一白导演合作；2013年，我和关锦鹏导演、林育贤导演合作。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但是从写作到做人，我学到了很多。　　
来到北京时，我20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10年后，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做着我想做的事，虽然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都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时，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早几年我回家发现，老家的很多同学过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他们很容易就进了本地最好的单位，刚工作，家里就帮他们买了房、买了车；结了婚，平时回家吃饭，孩子交给爸妈带，自己挣的钱就是纯积蓄；放假出国，平时淘宝，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个档次。　　
也许，我选择了这条路，有时真的很难满足父母最简单的期待，当然我会因此而内疚、难过、自责。但是，我喜欢在北京，做这份工作，做我自己。　　
爱一个人，是爱和他在一起的自己。　　
爱一座城市，也是爱在其中生活的自己。　　
我爱北京，不如说，我爱在北京生活的自己。

君雅

做着我想做的事，虽然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好

君雅

身心俱疲有半个月，冲凉后刚到母亲门口，坐床沿的她像自言自语，这边脚指甲我剪不到。我拿了剪刀蹲着给她弄，母亲的脚指甲就如我们拆迁前住的老房子楼顶的空心水泥板---陈旧无韧性。

起身来到客厅，无语哽咽，如果我离开中国或不在了，母亲的脚指甲谁来剪？

20150618

君雅

周立波：最可怜就是那些麻雀。证券公司门口那个大屏幕从来就没有红过，一直是碧绿碧绿的。麻雀又不懂，它们以为森林公园到了，一只只朝大屏幕上冲！冲一只死一只。到下午3点收盘，阿姨扫麻雀，可怜啊，麻雀何罪之有！我们的股市不仅玩人，而且玩鸟。连鸟都被你们玩死了，那我们还玩个鸟。

香儿的妹妹

秋雨润愁

君雅

《孩子你慢慢来》/龙应台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君雅

如果把人生看得那么严肃，你就无法活着走出来。

君雅

【是谁毁了中国教育？！】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他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实际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

汉武帝以后为什么中国再也出不了一个能够超越诸子的思想家，再也出不了能够影响世界文化的思想呢？因为独尊儒术。我这里不评价儒术本身的对错是非。我的观点是就算儒家思想百分之百地正确，它也不能独尊。思想是要思要想，你独尊一种思想就是不准人家思想，不准人家思想还能有思想吗？—易中天

君雅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