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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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的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阶段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蛮族的第二阶段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这些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历未被认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腊地区的，不过，最近有证据说，他们也许是由小亚细亚西北部横渡爱琴海侵入的。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西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西尼希腊地区的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西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最后，他们的商品将克里特岛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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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迈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O年前后，他们用铁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西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西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地，不过，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其余的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还是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变？目前尚不清楚。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因而，可用来设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据以设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印欧民族扩张的时间段约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这一上古时代，中国史书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载不甚周详。夏朝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严重的戎狄之患，到了商周就严重起来。在商朝，有羌方，鬼方，在西周有猃狁，犬戎。公元前771年，犬戎联合反叛诸侯攻占镐京，西周灭亡。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这些游牧民多来自西方，但是否是来自于印欧民族的一支——雅利安人，缺少考证。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时期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因此有人提出了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Macro-familyNostraticHypothesis）,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像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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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马具、兵器、动物纹青铜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一般认为是游牧文化的体现，西方学者多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田广金等认为这些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它们渊源于朱开沟文化。林沄发现这些青铜器多见于鄂尔多斯以外，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来源，其中短剑可能来自古代伊朗或西亚。乌恩称之为北方青铜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亚，并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欧亚大陆草原诸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不确切的，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更是错误的。最近林沄又号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铜器和游牧文化等量齐观的过时偏见。
　　其实此类青铜器内容繁杂，功能多样，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并因时因地而变，是游牧社会不断发展和吸收的结果。它们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固然密切，但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并不多见。
　　车马具与骑马驾车技术同步传播，欧亚草原常见车马具大同而小异，北方地区发明和改进青铜车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带和套包子是罕见的例外。
　　所谓动物纹（Animalstyle）是一个模糊而又包罗万象的概念，绝大多数是青铜制品，亦有部分金、银、铁、玉、石、骨制品，但表现的大都是游牧民偏爱的形象。从工艺角度考察可以分为透雕、浮雕和圆雕，都不是游牧民所擅长的手艺。这些体现游牧风格的动物纹饰大都是游牧民强迫或雇用手工艺人制造的。
　　鹿石、岩画和墓葬发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带的传统。他们习惯将武器或生活用具挂在腰带上。腰带上的装饰日益丰富，有的整个腰带都布满了带饰，或者说由带饰组成了完整的腰带。带饰，俗称“西蕃片”，是动物纹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北方有大批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系带之风盛行中原，带上亦系挂刀、剑、印章等物。系带和带钩争奇斗妍，层出不穷。“带不厌新，钩不厌旧”；“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带钩成了时尚或身份的象征，其实用功能逐渐被人遗忘。
　　刀、剑、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实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发明，并且一直在共用。青铜刀、剑、斧、镞、盔、甲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且大同小异，与青铜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密切相关，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促使游牧民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从而将青铜兵器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限于篇幅，仅以剑为例说明青铜兵器大致的传播过程。
　　青铜短剑是古代游牧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一般认为柳叶剑或偏颈剑为众剑之祖，其具体的起源地还难以确定，不太可能起源于东亚。林梅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而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亦是外来词。汉代匈奴将径路神当作九天神之一，是战神的代名词，在汉匈交叠的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
　　青铜镜是不属于“游牧三要素”的一种特殊青铜器，亦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曾谨慎地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只不过是中亚或西亚铜镜的翻版而已。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
　　中原虽然不是冶金术的起源地和冶炼中心，在青铜铸造方面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独到之处。青铜鼎、鬲、爵，戈等是东亚人偏爱的器物，罕见于他处，很可能是东亚的创造。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认为是马具、野兽纹、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个反映游牧文化的显著特征。东亚为游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铜铃演变成了铎和钟，并对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铜铎文化圈[33]和钟文化[34]。戈和戟是东亚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35]，主要分布于中原，西方人称之为中国戈戟（ChineseKo-halberd）[36]。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37]。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鬲、戈、戟、爵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起了桥梁作用，并且从中充实和改进了自己技术装备。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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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技术和观念，比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一、羊与羊毛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和绵羊。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少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尽管狗的最早驯化地还不清楚）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羊适应能力强，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类迁徙、殖民、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丹麦考古队与伊朗考古协会合作在扎格罗斯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HolailanValley）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处洞穴文化和八处野营地遗址，绵羊和山羊是仅有的两种家畜。帕金斯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最近Zeder和Hesse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Dareh）和阿里?库什（Ali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这说明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目前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毛织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毛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的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的故事广为流传。
　　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料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最近在新疆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毛制品，从纺织技术史的角度看，与西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这表明三千多年以前羊毛与羊毛纺织技术与羊一起传播到了东亚的边缘。
　　毛料的应用是构成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剪毛、打毛、制毡、纺线、制绳是牧民的日常劳动。不过蒙古草原羊毛与毛织品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并未形成产业。
　　岑仲勉早就注意到渠搜是上古东迁的游牧部落。据马雍考证渠搜意为氍（叟毛）毹，是一种毛织品的名称。渠搜可能是一个生产、使用或从事毛制品贸易的部落集团。相传尧、舜、禹、汤时代已有渠搜。《尚书?禹贡?雍州》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记?夏本记》、《汉书?地理志》中有类似记载。师古曰：“昆仑、析支、渠叟，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毛，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余太山认为渠搜出于少昊，亦译为“允姓”。允姓之戎不止活跃于西域，也可能参与了夏朝的建立。因此，毛制品及毛纺织技术在夏、商、周三代传入东亚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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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牛与牛奶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西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三、马、骑马与马车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
　　乌克兰德雷夫卡（Dereivk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Stog）文化遗址出土的马骨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家马骨骼，后来发现作为研究标本的马骨属于斯基泰文化时代。于是考古学家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了时代略晚的波台（Botai）文化遗址。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
　　野马或家马无疑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端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安东尼等发现马在当时人们信仰体系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略早于波台文化的khvalynsk文化墓地中出土了牛、羊、马的头骨和趾骨，表明马、牛、羊在死者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以“头蹄”随葬的习俗在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很流行，一直延续到匈牙利人时代。
　　安东尼等坚信马嚼造成马齿磨损可以作为马是否用于骑乘的证据。为此他们专门作了实验，表明行之有效；然后测量了波台遗址出土的19匹三岁以上的足够成熟的马的牙齿，发现了3匹马的5颗牙齿有明显磨损。他们由此推断波台的一些马被用过嚼子，并被骑乘了数百小时。一般认为野马较矮小，高头大马是人工选择的结果。他们还发现波台的马17%高达136-144厘米，与当代美洲印第安人乘骑的马大小相当（130-140cm）。因此他们肯定地指出自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马和牛、羊一样具有类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意义。到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时代，至少部分马已被用于乘骑，并有可能用来追捕野马、放牧牛、羊。
　　不过，亦有人持保留态度。例如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她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的遗迹，很可能是普氏野马或其它动物的遗物。也就是说，和西亚一样，东亚没有发现四千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
　　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甲骨文中有“马方”、“多马羌”的记载，指的很可能是以善于养马著称的方国或部落集团。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马骨可为佐证。这意味着西北养马业要早于或盛于中原。
　　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尽管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古称水土不宜，今为生态不适应。马耐寒怕热，特别适应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师皇、歧伯、伯乐、宁戚应运而生。唐代《司牧安骥集》和明代《元亨疗马集》是中国人对养马业做出的独特贡献。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等引进了无数马匹，大都郁郁而死。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遗物。木质车轮已腐朽，据推测轮径为90厘米，有8-12根轮辐，车舆宽约90厘米，未发现辕和轭的痕迹；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
　　李特尔等仍然坚持真正的马车起源于西亚。早在七十年代他们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埃及的马车无疑来自西亚，并且可以作为西亚马车的代表。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不适于作战和比赛，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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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中亚草原和西亚均存在公元前二至三千年的四轮或两轮原始车辆，皮格特等提出了一种折衷的看法，认为西亚和中亚可能各自独立地发明了马车。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改进。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孙机、林梅村等曾试图从系驾法和制作工具等方面来论证东亚马车的本地起源。但是东亚没有发现原始的车辆遗物，林已奈夫、夏含夷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青铜时代欧亚大陆有一条沟通东西的“青铜之路”。
　　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印欧语词汇，Lubotsky认为汉语中的车和一些车具名词是吐火罗语借词，从而佐证了马车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车的读音在欧亚大陆亦很近似，安东尼等坚信马、四轮车（wagon）和马车与印欧语的传播密切相关。殷墟遗址出土的马和马车无疑源于西方或北方。夏含夷注意到甲骨文中“车”出现于武丁后期，仅十六见，其中至少五次是人名或地名，另外四次似乎来自一次占卜，却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写法。他推测这种不稳定的写法表示当时是新近接触马车，正如现代语言中的外语借词的标准化之前有一个即兴变化阶段。很少有证据表明商人在战斗中应用过马车；相反，有众多证据表明他们从西部或北部的敌人手中夺取马车。此外，车的零件如轴、轮、轩、辕、轭、辐、辖等均有车旁，亦表明汉字的创造者先认识整车，后认识车的零件。李家崖文化遗址中马骨和车马器的出土表明鬼方或土方、吉方等西、北方国使用马车不晚于殷商。《小孟鼎》、《师同鼎》、《多友鼎》记录了西周时代戎人使用马车的状况。欧亚草原上众多的车、马岩画亦表明早在青铜时代欧亚之间有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骑术与马、车大体同时出现在东亚。石璋如研究了小屯及西北冈两处出土的遗物后指出车上的武士用弓，步行的武士也用弓，甚至骑马的战士也用弓。但弓与车的关系较密切，弓与步兵的关系次之，弓与马的关系又次之。仅M164墓中弓与马同坑出土，但骑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Goodrich仔细考察了古代中国骑乘与马鞍问题，指出战国时代才有大规模的骑兵队伍，秦汉时代才有使用马鞍的确证，二者均晚于中亚的斯基泰，应该充分考虑草原游牧民对中国骑马文化的影响。叶慈在《马：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因素》中指出，汉代以前中国和其北部邻居拥有的是一种矮小的本地土种马，汉武帝时代才从西域大宛等地引进良种马。西域良马和苜蓿的引进又一次促进了东亚养马业的发展。马因人工选育而改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亚养马早于或优于东亚。
　　“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且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加强于人马的结合或共生关系，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而马镫很有可能是东方的发明，在蒙古西征和南征过程中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马镫是东亚人对骑马术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Vila等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细粒体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
　　马是一种很难驯化却容易野化的动物。因此有野马分布的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都有可能参与马的驯化活动。主要分布于东亚或蒙古草原的普氏野马（Equus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家马染色体数为2n=64，而普氏野马为2n=66，在生物学上不是一个物种。家马是由主要分布于中亚草原的塔尔潘（tarpan）野马（EquusCaballusFerus）驯化而来。因此中亚古代居民是较早的驯马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每一匹马都要经过驯服（tamed）才能用于骑乘和拉车。因此，后来东亚居民学会和参与驯马的活动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草原的一些驯马岩画可为佐证。家马的传播过程亦是驯马技术或风俗的普及过程。驯马一直是游牧民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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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之路的存在已十分困难。
　　第一，没有证据表明东亚的青铜器早于西亚。尽管有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到了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亦有人将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看成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就算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比西亚晚了近千年，且不算青铜时代之前上千年的红铜时代。举世公认中国不存在红铜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也没有这一条目；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典型的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第二，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和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什么不同。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代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
　　第三，没有证据表明东亚、西亚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自然或文化壁垒。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且其中横贯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脉，会阻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却常常忽视了欧亚大陆中部那条平缓的天然大草原以及居住在草原中的游牧民族。游牧民在长期不断的游牧、迁徙过程中，接触、掌握、并传播周边文明的文化和技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迁徙游牧的生活方式注定了游牧民族在这次文化和技术的传播中充当桥梁的作用。当然，无需否认的是，这种文化和技术的传播是通过血腥的征服和掠夺来进行的。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外族入侵与商文明的出现，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予明确的结论。不过，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
　　注：本章大量引用了《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作者：易华。同时参考了《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附：世界冶金史大事记
　　公元前9000：已知最早的锻打
　　公元前3200，（美索不达美亚）最早的铸件“红铜青蛙”
　　公元前3000-2500，（近东）发明失蜡法，铸造小件物品
　　公元前3000，发明石范铸造武器和工具
　　公元前1500，（近东）锻打铁制品
　　公元前600，（中国）铸铁制品
　　公元前233，（中国）铸造铁犁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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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周时期，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铁得到采用。关于铁在中国的出现究竟是源于本土还是外部输入，笔者没有考证。不管怎样，铁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西亚赫梯王早两千年之前就已进入了铁器时代）。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侯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
　　政治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界，使他们重新反思自己的传统，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种哲学学派，即“诸子百家”。当时思想十分活跃，历史把这一时期称为“百家争鸣”时期。“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仅探讨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和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