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香儿的妹妹

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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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现在炒股的感受就是，被强奸了好几遍还舍不得下床，对方每次掏口袋都以为在掏钱，结果掏出个套子，按在床上又来一遍......最后忍无可忍，打电话报110，谁知道对方下床后穿上了警服，接个电话说：“明白明白，我已到达现场。”

君雅

没有一点儿疯狂，生活就不值得过。听凭内心的呼声引导吧，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像一块饼似的在理智的煎锅上翻来覆去地煎呢？

——米兰·昆德拉《不朽》

君雅

今年孩子们的期末总结，摘录了几条：
1、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
2、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妈要生二胎了。
3、每次数学老师都会问我们：听懂了吗？我们点点头说听懂了。我心想：你开心就好，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想刺激你。
4、这场考试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知道了年级到底有多少人。
5、期末考试不给老师们露一手，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教的好。

君雅

我去问禅师，股市跌了这么多，国家队还不出手么，股市崩盘了怎么办？
禅师拿出中国地图，从井冈山到延安，划了一条线。
我盯着这条线若有所思：大师的意思是要学习长征时的红军，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最终会迎来艳阳天？
禅师瞪了我眼：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损失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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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台湾人为什么不想统一？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
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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