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君雅

儿子：爸爸，什么是正能量？什么又是负能量呢？
爸爸：比如，现在天天都在报道又抓了多少贪官，查处了多少大案要案，这就是传播正能量。假如你傻乎乎的去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贪官？这就是负能量。

君雅

发明“正能量”这个词的人是山木培训的老板宋山木。他奸污女学员的時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身体里面充满了负能量，我給你注入一点正能量。”
所以，正能量就是精液。

整天嚷着需要正能量的人，說白了就两字：欠操。

君雅

经常说到的 “马到成功”，殊不知只有姓马的才有资格 “成功”。
盘点最成功的马一共有四匹：一匹叫马云，专骗女人的钱；一匹叫马化腾，专骗孩子的钱；一匹叫马明哲，骗保不赔，干大半辈子都养马了。还有一匹叫马什么思，更狠！说要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总之：三个要钱，一个要命。

君雅

【三个奇葩国家】

地球上有两个国家很给力，一个是北朝鲜，一个是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的存在是对世界人民的贡献：一个证明着制度是垃圾，一个证明着文化是垃圾。他们始终都在不遗余力的证明这两点。
但其实，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更给力，既证明文化是垃圾，又证明制度是垃圾……

君雅

朋友请去吃小龙虾，新开的店，有野生和家养两种，各要了一盆。我一边剥一边问朋友家养和野生的区别在哪儿？
他说：“家养的吃抗生素长大的，野生的有重金属沉淀污染，看你的承受力了。”

君雅

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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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雅

君雅

雅科夫列夫说，真正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当时我33岁，一名年轻巡视员，坐在露台上，突然听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了那番话。您可能不相信——我当时的感觉是，要么是在睡梦中，要么这是天大的陷阱，然后把我们都装进闷罐车送到东部，送到那儿（集中营）去。走出会场时，没有人敢相互对视一眼。后来，所有的事实都得到了证实。”“它让我震撼……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一切，是对我良知的呼唤。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虽然我深信这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是的，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早有察觉。例如，在州党委工作时我见过克格勃的简报，了解高校教师的可怕处境：他们的信件被拆看，谈话被窃听，他们中间有线人……但只有在苏共二十大后我才开始明白那整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生活，看清那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监狱、集中营、枪杀、告密……就像克留奇科夫指控我有特嫌一样，所以产生了要弄清一切，为自己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的念头。于是我再次决定上学。我三次申请去社会科学院学习，第三次才得到同意。这是二十大刚开过后的事。”

雅科夫列夫说：“‘看破红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6年不止一次见到痛哭流涕的妇女，心怀一线希望地夹在俘虏中间，经雅罗斯拉夫尔的伏斯波尔耶车站被遣送到苏联集中营，去见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从闷罐车里丢出的纸团上写着被揉搓得字迹模糊的名字和家庭地址。这个打击太无情，太残酷了。多半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斯大林罪行，加上后来从人民-胜利者身上碾过的迫害，直至40年代末，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占绝对地位。”

“世界观的转变不会在瞬间突然发生。一切对我要更复杂得多。曾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权力感到害怕：我可以决定释放或者关押一个人——只不过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制度斗来斗去？长期以来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在走向灾难。事实上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制度有点不对头。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我听党的领导人和各种讲演者说，我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见的却是周围全是饥饿，孩子在死亡。恰恰在这个时候州委会在雅罗斯拉夫尔讨论，必须无情地惩治散布饥荒蔓延谣言的人。而当时我们那儿的幼儿园就死了数百名孩子！怎么是谣言呢？在区委会上众口一词地说：‘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感谢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严厉管制少年集中营外面，竟然张挂着‘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之类的标语，厚颜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印象越积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发问：‘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我这样对您说吧：观点和信仰——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是强行灌输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当时是没有的。”

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一切都大相径庭。就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一样，更不用说像十月政变那样的历史篇章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办事处病倒在秋天的石板路上，国家无人管理，队伍处于瓦解状态，商店空空如也，群众开大会，捣毁面包铺和酒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带领一伙布尔什维克开进了斯莫尔尼宫，逮捕了临时办事处的部长们。没有任何反抗，就像没有“阿芙乐尔”的炮声一样。枪声有过，但那只是朝斯莫尔尼宫的天花板开的枪。后来有关攻克斯莫尔尼宫的英雄形象都是按照这样的脚本塑造的……列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政变，不过他成功了，在鹅卵石大街上捡了个政权。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与其说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宁说是反革命。”（《访谈录》，№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