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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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列夫说，真正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当时我33岁，一名年轻巡视员，坐在露台上，突然听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了那番话。您可能不相信——我当时的感觉是，要么是在睡梦中，要么这是天大的陷阱，然后把我们都装进闷罐车送到东部，送到那儿（集中营）去。走出会场时，没有人敢相互对视一眼。后来，所有的事实都得到了证实。”“它让我震撼……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一切，是对我良知的呼唤。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虽然我深信这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是的，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早有察觉。例如，在州党委工作时我见过克格勃的简报，了解高校教师的可怕处境：他们的信件被拆看，谈话被窃听，他们中间有线人……但只有在苏共二十大后我才开始明白那整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生活，看清那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监狱、集中营、枪杀、告密……就像克留奇科夫指控我有特嫌一样，所以产生了要弄清一切，为自己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的念头。于是我再次决定上学。我三次申请去社会科学院学习，第三次才得到同意。这是二十大刚开过后的事。”

雅科夫列夫说：“‘看破红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6年不止一次见到痛哭流涕的妇女，心怀一线希望地夹在俘虏中间，经雅罗斯拉夫尔的伏斯波尔耶车站被遣送到苏联集中营，去见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从闷罐车里丢出的纸团上写着被揉搓得字迹模糊的名字和家庭地址。这个打击太无情，太残酷了。多半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斯大林罪行，加上后来从人民-胜利者身上碾过的迫害，直至40年代末，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占绝对地位。”

“世界观的转变不会在瞬间突然发生。一切对我要更复杂得多。曾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权力感到害怕：我可以决定释放或者关押一个人——只不过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制度斗来斗去？长期以来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在走向灾难。事实上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制度有点不对头。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我听党的领导人和各种讲演者说，我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见的却是周围全是饥饿，孩子在死亡。恰恰在这个时候州委会在雅罗斯拉夫尔讨论，必须无情地惩治散布饥荒蔓延谣言的人。而当时我们那儿的幼儿园就死了数百名孩子！怎么是谣言呢？在区委会上众口一词地说：‘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感谢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严厉管制少年集中营外面，竟然张挂着‘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之类的标语，厚颜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印象越积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发问：‘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我这样对您说吧：观点和信仰——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是强行灌输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当时是没有的。”

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一切都大相径庭。就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一样，更不用说像十月政变那样的历史篇章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办事处病倒在秋天的石板路上，国家无人管理，队伍处于瓦解状态，商店空空如也，群众开大会，捣毁面包铺和酒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带领一伙布尔什维克开进了斯莫尔尼宫，逮捕了临时办事处的部长们。没有任何反抗，就像没有“阿芙乐尔”的炮声一样。枪声有过，但那只是朝斯莫尔尼宫的天花板开的枪。后来有关攻克斯莫尔尼宫的英雄形象都是按照这样的脚本塑造的……列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政变，不过他成功了，在鹅卵石大街上捡了个政权。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与其说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宁说是反革命。”（《访谈录》，№56）。

君雅

我：医科大？
他：嗯，学生。
我：我美剧医疗片看多了，为什么美国医生大多都是博士甚至双博士？
他浅笑：美国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当医生？
我：Why？
他：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他们认为钱不重要，人才是最重要的，既然人最重要，那医生一定要最优秀最值得信赖的人来做才行。
我：博士毕业，年龄不会太大吗？
他：我医学院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美国要上医学院必须要有本科学历，我们只要高考成绩达到医学院分数线，所以美国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当医生，他们医学院毕业就是博士。在美国医生超速驾驶被警察拦下，只要证明自己是医生，警察都会放人。
我哈哈一笑：原来如此，美剧里面有句话我特欣赏，他说，医生是上帝派到人间防止（死亡）插队的。
他：可以这么理解医生这个职业，可惜在我们这里医生只是高级技术打工仔，病人骂，医生骂，医院的头头也在骂。
我：哎，制度问题，跟你们没关系。
他：官二代富二代的孩子都学管理，如今只有穷人的孩子才学医，我的同学很多都是山区的……

20160426

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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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最靠不住的东西，这个社会如果说有正能量，只有一个，那就是法治。
依法治国不需要什么正能量，道德只是一个辅助的“装饰”！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大肆的宣传道德和正能量，企图以这些“绑架”和“教化”民众，往往意味着法治荡然无存。社会是复杂的，如果以正能量为标准决定取舍，是简单和荒唐的。张口正能量，闭口正能量，那将法治置于何地？

几千年了，中国之所以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蹒跚不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执政者过度的宣传和依赖道德和所谓的正能量——法治只能靠边站！

君雅

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
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

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
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

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