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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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在政治上崇尚《周礼》，“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君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在教育上认为“有教无类”，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他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逐步形成中国的宗教，在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时间里一直居统治地位。其一个原因在于，儒家学说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并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学说有句名言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非常鲜明的表明了这一主张。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个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持认为统治者应当“克己复礼”，即君主应当具有高尚的美德；认为君主应当正直、恩惠、仁爱，施行仁政。孔子坚持认为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君主若不具备了相应的道德品质，则上天会自动剥夺他的统治权力。尽管所谓的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他所依靠的是君主的“自觉”，并不能从制度规则上来约束君主的行为，这就使得他的理论无异为“与虎谋皮”。但不管怎样，孔子的这种理论又迎合了底层百姓的心灵需求。一方面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做道德辩护，一方面又迎合了底层百姓的心灵需求。这使得儒家学说在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成为非常有效的粘合剂。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学者的思想影响深远，这一点从中国主流的正史就能得到证明：君主贤明，则国家兴盛；君主无道，则国家衰弱。中国史学家一直习惯以君主个人的道德来作为一个王朝是否应该被另一个王朝所替代的标准。
　　与儒家学说相对应的是法家学说。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由于法家学说提倡严刑峻法，对朝廷和百姓控制的手段一贯严酷无情，与此同时，他又挑战贵族阶层的世袭特权，所以很多法家的改革者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往往死于保守贵族的疯狂反击。随着秦帝国的迅速崩溃，法家学说也声名扫地。随后的汉帝国则采取了在此之前一直不得志的儒家学说，并推崇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儒家学说从此登上了统治地位。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应当看到，此时的儒家学说与孔子时期已有所不同，他经过了统治阶层的改造以更适合思想控制的需要。一个例子就是：孔子提倡复古“周礼”，认为国家应当采纳西周时期的国家形式，而汉帝国却一直沿用秦帝国时期的郡县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宗教思想的控制上，同时他又是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粘合剂；而在朝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上，汉帝国依然沿用秦时的法家制度。就这样，披着儒家外衣，行法家之实的模式在汉帝国的实践中证明非常成功和有效，这种成功的模式也就一直沿用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曾经提醒汉高祖时说：“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开疆立国时依靠的是法家学说的制度，国家建立后的守成时期，则需要儒家宗教来控制思想。理解了儒家学说的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在春秋乱世时落魄一生，而他的子弟们却能在大一统的汉帝国风光无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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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秦而起的是汉帝国，汉帝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充分汲取了秦的教训。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而汉皇帝则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只有寥寥无几的功勋卓著的异姓封王，并且都没有好下场），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诸侯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行政区之间。这种自上而下分封的诸侯国与商周时代由原始部落形成的诸侯国已有很大不同，就像温室里的盆景相比室外的青松，其扎根的深度相差甚远。秦帝国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已经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除了这些诸侯生存的根基，也为后来的汉帝国扫除了最主要的障碍。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推恩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推恩令”的推行中间虽有曲折，但最终被平息。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感。因之，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的汉帝国则聪明的利用了儒家思想这一工具。而儒家思想也确实在思想的控制，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方面表现非常出色。汉帝国还发明了一项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独特非常先进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这种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由于它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的文职人员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而儒家思想和考试的结合，就意味着只有信仰或钻研儒家学说的文人才有机会通过考试来达到辉煌腾达的目的。汉帝国通过这种手段成功的达到了禁锢思想的目的。诸侯林立，以门客形式网罗人才的东周时代，孕育了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思想黄金时代，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却是思想争鸣的终结，尤其到了汉帝国，儒家开始成为独一统的宗教，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彻底远去。（笔者在此想说说当前的英语四级考试，在中国，英语四级是与学生的前途紧密相关的，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成功毕业，甚至连就业单位，大城市的户口，考公务员都以四级证为依据。既然英语四级能如此决定学生的前途命运，就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什么全民学英语，专业课反而成了副业，语文更是可有可无，索性不设立这个科目。似乎教育部门要求每一位大学生都要兼职成为翻译员。如果说设置英语四级最初的目的是想走出去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这笔者完全能理解。但在这个规定执行了如此长的时间，世事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部门依然一成不变，没有进行任何调整，笔者只能说这是教育部门的严重行政不作为。此为题外话，不再累赘。）
　　汉帝国发明考试制度的初衷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但不管怎样，虽然考试制度充当了思想控制的工具，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考试制度的发明在当时的进步性和领先性。因为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所以穷人的子弟也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阶层。这样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政府人员是通过考试来选拔的，这就意味着官僚这个特权集团不再是世袭的。被选拔的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种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当时其他文明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或许考试制度的推行是汉帝国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考试制度在中国一直沿用，世界其他各地也开始采纳了这一制度。
　　汉时期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汉朝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著名的有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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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在秦王扫荡六合、统一中原的同时，匈奴也击败了强大的东胡和月氏，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到公元前200年，中原统一的农耕民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的较量开始了。汉高祖挟楚汉相争取胜之威，率32万步兵征讨骚扰长城一线的匈奴，匈奴以百千老弱士卒诱之，高祖孤军深入，却陷入“白登之围”。高祖刘邦是如何脱身的，直到如今还是个迷。“白登之围”后，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直到公元前141年，“好战”的汉武帝开始反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共击匈奴的盟友。途中联络到了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事实上，正是汉帝国的胜利，引起草原东部游牧部落向西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汉帝国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骞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汉朝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从此，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紧跟在军事胜利旗帜之后的是贸易。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越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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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帝国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匈奴？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先不论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推敲，罗列如下。
　　汉帝国战胜匈奴，首先得益于秦帝国留下的万里长城，这使其在最初处于军事劣势之时，能依靠长城坚守防御，同时辅以和亲政策和金钱朝贡，为汉帝国的修生养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宋王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幽云十六州的失去，使其先天不足，包括京师在内的中原一直处于游牧民族兵锋所指的威胁中。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汉帝国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和军事技术的改革。在修生养息的时候，汉帝国就通过边境贸易引进良种马来改良马的品种，在最初的战争中，大将卫青的主要目标也是缴获对方的战马。西域的控制更为汉帝国提供了绝好的良种马的基地。为了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甚至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汉帝国还发明了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弩，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通过这些改革，汉帝国与匈奴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相当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领先匈奴。当双方的军事力量相当时，比的就是经济基础了，这恰恰是中原帝国的优势。最后一个原因是双方国家制度的不同决定了战争的走向。继秦而起的汉帝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能够举全国之力，最大限度的调度资源来进行战争。而此时的匈奴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北方，内部仍然是部落、种族林立，“单于”的称号类似于草原部落的共主，国家机器的结构尚不成熟。这些缺陷无疑消弱了游牧匈奴的实际战斗力，在境况不利时也极易分裂。
　　对匈奴之战持续时间长达一个世纪，是汉代规模最大，也是最具重要意义和影响的战争。对于汉帝国大破匈奴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疆界远远的扩展到了西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雏形。胜利也打开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一条世界贸易的大动脉。一系列重大战争的胜利，竖立了帝国的军事威慑力，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周边的游牧民族轻易不敢犯汉边境。但是长期的战争，使帝国的资源消耗过度。为了应付危机，帝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这些措施虽然能临时对付支出，但却使后继者们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为帝国后来的衰弱埋下了伏笔。
　　对匈奴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的传播。战争虽然在国家之间有疏远作用，但在技术上却相互启发。文明中心要想遏制住边境上的蛮族就免不了打仗；但是，打仗反而用自己先进的战争技术训练了蛮族。战争技术比其他领域的技术传播得更快、更深入；在各种输出品中，武器比其他工具传播得更早、更远。伴随着战争传播的不仅仅是军事技术，还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漫长的战争中，游牧民族学习并掌握了中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开始“以汉制治国”，到宋王朝时北方的契丹和女真其建国的制度与中原已无多大差异，社会也走上了半定居半游牧的形态。不论是军事技术还是政治制度，都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相互复制。只有一项是无法相互复制的，那就是双方地理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资源的不同。地理条件的不同，在决定了中原的富庶的同时，也赐予了游牧民族一项战争的利器——马匹。马匹在中原一直水土不服（见《商文明》），汉朝时期虽然引进良种马改良品种，但繁衍数代之后就退化，而草原的游牧民族却拥有取之不尽的马匹。当双方的军事技术和国家政治制度相当时，马匹就成了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了。这也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在后期与中原的对恃中逐渐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直到军事武器的技术发展到马匹在战争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时，游牧民族才彻底从历史的舞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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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
　　公元222年，内忧外患的汉王朝最终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东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国力损失惨重，虚弱不堪，公元316年，匈奴雇用军刘渊叛乱，灭了西晋。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机入侵中原，侵占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临安（今南京），统治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史称“衣冠南渡”。从此，中国出现了南北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中国历史称这段时期为“南北朝”。在美国，朝鲜战争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与此类似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南北朝时期也时常被中国史学家刻意的回避、忘却。南北朝的分裂混乱状态长达几乎三个世纪，在习惯了大一统的中国，这实在是一个另类，因此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蛮族入侵者侵占。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事实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
　　南北朝的前半段，即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先后有五个不同种族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了政权，史称“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建立过政权的游牧民族。事实上，当时入塞蛮族众多，成份复杂，远不止这五个民族。羯族、白匈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体为黄种人；而姜、鲜卑、夫余、乌桓、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都在十六国之外，共有二十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五胡乱华”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几乎每个蛮族在侵略过程中都大肆屠杀汉族百姓，每侵占一个城池，就将城池里的所有汉人屠杀光。《晋纪》记载：“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留在北方的汉人命运很悲惨。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进行。蛮族的屠杀使汉族人数急剧下降，史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屠杀殆尽”。而与此同时，北方蛮族大量迁入中原。“晋?江统《徙戎论》”记载：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到公元349年，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相当惊人，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晋书》记载：“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汉族人口的急剧下降，使中国北方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
　　大屠杀不仅仅给北方汉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给蛮族自己本身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因为大屠杀带来的是尖锐的民族对立和仇恨。公元350年，北方汉人建立了汉族的冉魏政权。开始对各胡族进行报复性的血腥种族屠戮。冉魏帝王冉闵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杀胡人复仇，全国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冉魏政权对邺城羯族实行种族灭绝，三天屠杀了二十几万，在这场血腥报复中，羯族几乎被屠杀殆尽。冉闵同时要求诸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迫于冉闵和诸路中原汉军的武力威胁,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人退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一些胡族甚至从此迁回万里之外的中亚老家。在返迁的路上这些不同民族的胡族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晋书》记载：“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由此可见，这场胡族大返迁造成数百余万各式各样的胡人种族大量死亡达十之七八，这就变相的杀了百万胡人。
　　从现在的眼光看，冉闵的《杀胡令》无疑是非常的残暴和不人道的，但我们应当看到，《杀胡令》面对的对象是更加残暴的外族侵略者，这些侵略者对中原汉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在前，汉人报复在后。这一点与德国和日本本身作为侵略者大肆屠杀被侵略的国民有着很大不同。笔者无意在此为冉闵翻案，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杀胡令》彻底扭转了中国北方汉人人口下降，胡人人数上升的趋势，使中国避免了重蹈印度种姓制度的可能性（在大致同一时期，入侵印度的蛮族部落把创造古代印度文明的当地人当作奴隶一样的驱使，并在印度深深的扎下了根基，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生活在印度社会低层的印度人，就是那些几千年前被征服的印度本国人）。冉魏政权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经冉魏之后，胡人数量大减，北方汉人恢复增长，开始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随后的鲜卑政权相对汉人只占绝对少数，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汉人从事农耕，胡人则充军打仗。在十六国南北朝频繁的战乱中，胡人因大量战死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灭族，而民间从事农耕的汉人人数大量恢复增长，北朝东西魏的战争胡人大量战死后，很多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的不足，而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汉人众多且最后被胡人招降的地区西谅汉军得到起用，而鲜卑国主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后来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中原汉人在这场浩劫中得以余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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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牧民族对西欧的入侵
　　如果说蛮族侵占的中国北部是“人间地狱”，那么同时期的西欧境况则更是“悲惨世界”。因为欧洲面对的蛮族部落更多，侵略持续的时间更长，阿尔泰山脉西边的蛮族人口比东边的蛮族人口也更多、更稠密。与中国最终成功的驱逐了蛮族入侵者不同的是，很多蛮族入侵者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例如，日耳曼人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匈奴后裔的匈牙利；突厥人的土耳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等等。这些蛮族的盘踞最终使欧洲自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无法完成统一，从此陷入长久的分裂，直到现在。
　　西欧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当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马鞍的作用）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很明显，长城前的失败，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三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公元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摧毁了罗马城，君主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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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突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再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像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这些袭击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迁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赶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新来的斯拉夫人作为农业劳动者，从此扎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马特的儿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5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北欧人，即维金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维金人制造了一种船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金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金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现存的基督教国家所共吞。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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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游牧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入侵对中国和西欧的影响
　　纵观游牧民族的这些侵略活动，很明显，东方的中国和西欧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中国北方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遭受了蛮族的蹂躏，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经隋唐之后，中国又回到了汉朝时代：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但在西欧，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欧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面对这次游牧民族的侵略，中国和西欧的结局为何会如此迥异？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像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
　　再次，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最后，罗马帝国的军事技术和实力也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汉帝国。这一点从匈奴被汉军击溃，却席卷欧洲能得到证明。罗马人的远距离投射武器是投枪，汉帝国的远距离杀伤武器是弓箭和弩。汉帝国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罗马当时的骑兵，没有脚蹬和马鞍，因此既不能长时间骑行，也不能做复杂的拼刺。罗马军团的主力是手持盾牌、着铠甲的重装方阵步兵。这种举着盾牌的重装方阵步兵在早期的征服中就像坦克一样横行无敌，但当遭遇来自遥远东方的手持弓箭马背上的匈奴人时，机动性的迟钝反而使以前无坚不摧的方阵变成了屠宰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自东向西的侵略也是东方向西方的军事技术的输出。（关于最后一点，西方一直是或否认、或回避，甚至连中国自己也不认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恰是因为西欧古典文明的覆灭，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西欧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一位历史学家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中国在这次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获得凤凰涅磐的新生。这种新生使西欧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