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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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唐帝国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重大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整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和满洲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唐朝的君主在当时被周边部落尊称为“天可汗”。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唐帝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独特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授予军事首领很大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使其在战争中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种制度要求军事首领在自己的辖区内解决自己军队的军费开支，这也减轻了中央政府的开支，所以在频繁的战争中仍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但是这种军事制度也有很大的缺陷，他使唐帝国的军事防御“外强中空”，只要一点突破，长安就难以保全。同时军事首领过大的权利也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唐朝军事上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边疆蛮族雇佣军的利用，蛮族军人在边境战争中胜过文明社会的士兵，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作战，对于中央朝廷来说，这种兵源质高价廉。但雇佣军的使用也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祸根。
　　国内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为了削弱大地主、大家族的控制，唐朝推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农民一定面积的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能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且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前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继承并发展、完善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影响中国达1300年之久。除各地有州学和县学等学府外，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皇太子的“崇文馆”。唐初时国子监的学生已达三千余人，学生有来自东方的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南方的南诏王国，成为世界上规模可观的高等学府。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考试选拔制度的发达。唐王朝通过考试制度，向平民阶层选拔人才，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分等级一律委派官职，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科举。科举在中国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唐太宗在看到考生们鱼贯而入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702年武则天又首创武举，为选举武官。通过科举考试，有才华的人可以进入政府。在统治者的方面，可以广纳贤能，并限制百姓的思想，有利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他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在清末西方文明侵入中国时，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职官制度。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节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礼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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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的混乱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像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在唐朝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同样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遇到的种种问题（见《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性》）。帝国开支超过税收，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贵族地主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虽使税收增多，却无法阻止自由农民人数的下降。这一下降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依靠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伴随着国力衰弱的是军事的失利。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的失利尤为重要，它的重要意义有三：首先，使中亚（中国称西域）这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其次，怛逻斯也是一次重要的东方文明向西方的传输，经此役之后，中国的造纸术、火药西传，撒马尔罕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造纸中心，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最后，中亚的旁落使中原失去了最重要的马场，这也是此后宋王朝军事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宋朝军事衰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幽云十六州的失去，这使失去长城屏障的中原腹地门户大开，一直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中。
　　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援军在帮助平叛的过程中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战争。结果，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像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像南北朝那样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这只是历史上必须加以思索的一个“如果”。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事实上，中国这个谦和内敛的伟大民族一直习惯在统一安定的环境中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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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宋朝的梦幻成就
　　宋王朝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最终使中原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完全征服，所以被后来世世代代的史学家所批判。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宋王朝的几个世纪里达到顶峰。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宋朝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契丹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党项民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全球通史》语）。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组织茶盐开发。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宋朝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
　　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有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却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步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马可?波罗一再对纸币的使用表示惊讶，正如他与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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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首次出现了好几座与首都同样大或更大的城市和很多较小的城市。苏州和福州各有人口超过百万，而在这两座城市之间300英里的地段上，就有6座大城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由运河及通航河道形成的巨大水路交通网，为居住着越来越多人口的一系列大小城市服务。新的首都杭州因兼有大量行政职能，其人口达到150万，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由于丝绸之路的断绝，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像丝绸之路的贸易那样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海上贸易的税收提供了政府岁入的五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宋朝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是最早把指南针（罗盘）应用到航海上的国家。航海用的船舶在大小和设计上都有了惊人进展，有些船除了货物外还能运载1000多人，比近代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船都大。这些船采用了多重桅、分隔密封舱（其他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和同样重要的船尾舵，后者代替了难操纵又经不起海上风浪的摇橹。在所有这些方面，宋代的船都超前于当代西方船舶许多世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通过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州、明州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宋朝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先进技术通过阿拉伯穆斯林帝国迅速传遍西方。这些技术在各个方面都深刻影响着西方文明。宋朝时经济在世界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蒙古人的入侵最终使这一潜在的可能没有实现。讽刺的是，很久以后的欧洲人却用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罗盘、多重桅和船尾舵——当然还得加上黑色火药——成功地远航到亚洲，并用中国人发明的纸记录他们的征服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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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业贸易繁荣的同时，宋朝也是令人激动的科学技术创新时代，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迈出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步。哲学家朱熹是所谓的新儒教的奠基人，他在很多方面有点像达芬奇，除哲学外，他对许多实用科目感兴趣而且十分内行。比如，朱熹的日记记录了他观察到比当前海平面高得多的地方的岩层中含有海产品的化石。他与达尔文一样，但比后者早了3个世纪，作出了正确的推论，并写下了关于地壳隆起的地质学理论的首次陈述。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了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方面，南宋在以前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大量新式工具和机器：用于耕种和脱粒；用于提水；用于纺织纤维；以及用于绞盘、斜面、河闸和改进水陆运载工具牵引性能等等。水钟及碾磨粮食和完成某些制造功能的水力磨坊也广泛使用。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朝。把指南针用于军队的行军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哲宗时期商人徐戬，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贩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庆历年间，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但其意义巨大。系统可分解为要素，要素集结起来构成主体。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应用系统思维的具体实例，是应用系统思维、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的典范。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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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繁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颠峰。宋朝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出现了大批有份量的数学著作。宋代的数学成就极高，在希腊文明与西方之间的空白地带鹤立鸡群。宋的代数学充分发挥了绝对化的方法，把汉代方程解法的组合变换式发展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不但在解法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高次方程、虚根等问题。西方的方程学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宋的方程学是一个发达的数学学科。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级等差级数。沈括的会圆术是一个几何问题，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行的弦、和矢求弧长。宋朝著名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用于求解高次方程，是在求得一位商后即以之乘高次未知数的系数加入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在作法上把商、常数项、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和高次未知数系数分别排列，再用上法对这个组合进行变换。七百年后西方人才发明了同样的方法（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公元1247年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秦九韶还推广了孙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术”将孙子定理的方法从较小的数和较少的同余式个数推广到一般解法。秦九韶还得出了与希腊海伦公式等价的从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刘益的“益积术”、“减从术”也是对系数组合进行变换的技术。数学家李冶公元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学家杨辉公元1261年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给出了几种高阶级数的求法。公元1274年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此外杨辉还发展了九宫图，他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使宋在组合数学上也有进步。杨辉在数学组合上指出4乘4数学方阵上交换对角结果，可惜他以后没有进一步发展。数学在宋代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数学的研究成果在宋朝已开始有应用的环境了。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数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经世务，悉万物”，“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数学家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他说“术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人之事，则要实惠得多。”中国的数学在宋代领先西方几个世纪。遗憾的是宋以后中国的数学开始衰落，虽然在元朝中国古代数学还有零星发展，但中国数学整体的已没有继续、发展运用的大环境了。中国宋代是数学世界的奇迹，但也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悲剧。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所有这一切特征都很像18世纪工业化序幕到来之时的欧洲：商业化、城市化、市俗化、扩大的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增长的需求。因此，发明新机器和改进其他手段，就成了提高生产力的既关键又刺激的措施。这些进展有可能导致中国发生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并给世界带来它应有的一切深远影响吗？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蒙古人的进犯把这一切都打断了，而以后各个朝代又不可能全面重复宋朝的模式。近代欧洲前期的伟大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曾警告我们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我们忍不住要多想想，如果宋朝存在的时间再稍长些，或者成吉思汗年轻时就死去——确实多次差一点就死去——那么中国可能一直在无间断地领导世界，而近代欧洲的兴起也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那样。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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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国外学者眼中的宋朝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是“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网上清风

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入侵——突厥和蒙古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116O－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意味深长的是：恰恰是以此为契机，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宋王朝和穆斯林帝国开始衰弱，而处于边缘地区游牧民族鞭长莫及的日本和西欧地区却开始兴起。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O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O0－150O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同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这一点与中国唐朝时期的突厥沙弥人引发的安史之乱非常相似）。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O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O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像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