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

柳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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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才可来“填房”

　　《华西都市报》有篇题为《填房费用几何？》的报道，报道这样说：
　　近日，位于成都市城东川锋苑小区的一位何女士来电反映，她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住房，采用的是一次性付款，现在产权证还没有办下来，她想把名字更换成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当她到开发商那里要求更换名字时，开发商却要求她支付两千元的更名费。何女士觉得这太不公平了，她觉得现在她的产权证还没有办下来，开发商只需要派人去把名字更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要涉及一定的程序，适当地收取点费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收取两千元更名费确实太贵了。
　　几家开发商在记者调查时都表示，他们把房屋更名称之为填房现象，他们非常不欢迎购房者更名，所以迫不得已把更名费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有些开发商甚至认为，不少客户以“更名”为由，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退房”或“炒房”。
　　该报道标题和正文中出现的“填房”显然是误用。
　　填房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那就是，填房指的是古时丈夫原配的妻子亡故后续娶的妻子。很显然，“填房”指的是人，并且是女人。而且成为“填房”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原配妻子必须已经亡故，否则就称不上“填房”。在上面的报道中，无非是将房产的主人由一个人换成另外一个人，仅仅是个产权变更问题，不知怎么，在开发商的口中却弄出来个“填房”的词语。该词用在这里，不仅十分不妥，而且显得十分不尊重客户。
　　《重庆晚报》上一条新闻的标题更显得不伦不类：《姐姐退婚妹妹填房，13岁少女当了半月新娘》。“姐姐”是和那个人退了婚，并没有死，即使她的妹妹和那个人结了婚，也和“填房”搭不上边。因此，这样的错误就显得莫名其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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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马迹”非“蚂迹”

　　某侦破片里有这样的字幕：“难道就没有一点蛛丝蚂迹了吗？”看到后，觉得很奇怪。这个词看起来怎么有点别扭？难道不是“蛛丝马迹”吗？翻开字典、成语词典等工具书查看一番，明明就是“蛛丝马迹”。那么，电视剧中的对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想了一会儿，觉得错误应当就在这个“马”字上。“蛛丝马迹”是常用的成语，一般的辞典对“马迹”的解释都是“马经过后留下的痕迹或马蹄印”。蛛丝马迹比喻事情留下来的隐约可寻的痕迹和线索。可是，这样的解释是很难成立的。如果真是这样，办案人员估计很容易找到线索。因为马是体型很大的动物，经过后的痕迹应该是很明显的。那么，“马迹”怎么能和“蛛丝”并列起来呢？
　　如果生活在农村，在一些老式厨房中可以经常看到蜘蛛。这些蜘蛛在厨房顶上结了很多蜘蛛网，这自然就是蛛丝了。在这老式厨房中还有一种小虫子，叫做“灶马”。灶马爬过的地方留下很多不很明显的痕迹，这就是“马迹”。灶马爬过的痕迹与蜘蛛网经常在一起出现，两者又都是不很明显的，所以说“蛛丝马迹”的“马”应该是灶马的“马”，而不是作为家畜的“马”。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虫篇：“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所以，灶马又可简称为“马”。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虫三：“灶马，处处有之，穴灶而居。”那么，既然是厨房里的虫子，为什么不清除掉呢？原来人们相信灶台上有灶马，是丰衣足食的吉兆，甚至把它叫做“灶爷马”，把它当作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灶王爷的坐骑。如此说来，这倒是很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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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璋”“弄瓦”莫混淆

　　“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是一对经常出现的词语，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被“弄璋”和“弄瓦”给“弄”糊涂。简单地说，生男孩子一般被称为“弄璋之喜”，生女孩子就是“弄瓦之喜”。
　　“弄璋”与“弄瓦”典出《诗经·小雅·斯干》，原文如下：“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意思是说，生下来个男孩，让他睡在床上，给他穿好看的衣裳，让他拿着玉璋玩。生下女孩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意即，生下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穿上小裼衣，让她玩纺具(瓦)。让女孩生下来就弄纺具，是希望她日后能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璋是上等的玉石；瓦则是纺车上的零部件。璋为玉质，瓦为陶制，两者质地截然不同。璋为礼器，瓦为工具，使用者的身份也完全不一样。男孩“弄璋”、女孩“弄瓦”，凸显了古代社会的男尊女卑。由此可见，即使早在《诗经》时代，重男轻女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流风所致，后世就习惯于用“弄璋之喜”、“弄瓦之喜”代指生男孩和生女孩，虽然里面暗含了男尊女卑的意识在，但也已为历史和受众所接受。时至今日，这两个词也会在不同场合被人偶尔用到，只是其中的男尊女卑的意思已经越来越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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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不登三宝殿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
　　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继承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关系。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休息的“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进出的都是佛门弟子，俗人不可随意乱闯。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最初的信奉者多为上层人士，但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和佛教影响的扩展，佛教信仰向社会的中下阶层渗透，逐渐成为大众的信仰。在战乱的时代，人们通过信仰佛教来表达对黑暗统治的不满，表达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善男信女们才应去三宝殿呢？按照规矩，初一、十五拜佛诵经当然要去；新年、节日祈福祭天必定要去；战争、灾荒、婚丧、生日、病痛……要求神拜佛肯定要去；法事、仪式、招魂必要拜佛上香、请僧人出庙，也必然要去；躯体康复、考试中举、生儿育女因许愿还愿也要去宝殿……可见，无事的话，谁会去“三宝殿”骚扰呢？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事相求当然要登“三宝殿”的。遇到棘手的问题不好办，找人托关系，请客送礼时笑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实在是有点对不住佛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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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可随便就出家

　　时下热播的一些电视剧中，看破红尘的男主人公往往即兴宣布自己皈依佛门，之后就退出江湖，从此不再介入是非恩怨，在青灯古佛之下了却余生。
　　其实，在古代，出家哪有如此容易？
　　在古代要皈依佛门，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持有度牒。度牒就是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古代，度牒一般由尚书省下的祠部颁发，故亦称祠部牒。唐代的度牒都用绫素、锦素、钿轴制成。宋代一度改用纸制，至南宋仍旧用绫。度牒上一般写明所度僧尼的法名、俗名、身份(指明童子或行者及其职衔)、籍贯、年龄、所住或请住持寺院(入何寺院名籍)、所诵经典、师名等，并有祠部的批文、签署日期和官署名等。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得到政府的保护。
　　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据宋代《燕翼诒谋录》等书，宋徽宗初年每道度牒价钱二百二十千，后来每年卖三万余纸，价大跌，于是停止发行若干年，已发行的也毁弃作废。南渡之后政府严格控制，不轻易出卖，但允许加价转售，度牒涨到每道八百千，需要者多方经营而后得之，费用当然还要上涨。卖度牒成为官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至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宋政府重新开始印制发放。因为得之不易，大家也都重视，《水浒》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锤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出家绝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布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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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原本非皇帝

　　在看历史剧时，经常会看到皇帝早朝的场面。但见文武众臣跪下，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人们常把“万岁”与皇帝联系起来，认为“万岁”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万岁爷”。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万岁”一词的产生与皇帝并没有多大关系。
　　西周时期，尚无“万岁”一词，但有“万年无疆”、“万寿”的记载，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称，仅仅是一种行文的款式，也可以刻在铸鼎上。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万岁”这个词时常出现，但并非是帝王专用，可分两类：其一说死期，如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其二表示欢呼，如楚汉争霸时，项羽放回刘邦的家眷时，汉军也曾“高呼万岁”。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万岁”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只有对皇帝才称“万岁”。
　　而历史剧中朝拜皇帝的场面，也和史实不符。《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武帝登临嵩山，随从的吏卒们都听到了山中隐隐传来了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其实这很可能是山中回音，可是统治者却视作“祥瑞”，把“山呼万岁”定为臣子朝见皇帝的定仪，称做“山呼”。《元史·礼乐志》里对“山呼”的仪式有更详细的记载：凡朝见皇帝的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见的司仪官高喊“山呼”，众臣叩头并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臣子还得像前次一样。最后司仪官高喊：“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

　　如此可见， “万岁”原本不是指皇帝，而“山呼万岁”也非“三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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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不等于宦官

　　在很多时候，在众多的电视剧和文学作品中，都把“太监”和“宦官”当成了一回事，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因为在清朝之前，“宦官”和“太监”是两个差别比较大的概念。
　　首先，“太监”和“宦官”出现的时间不同。“宦官”一词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
　　宦官制度起源较早，《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
　　宦官，又作“宦者”、“宦人”，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自“官”而言的。宦官或宦者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大约是秦汉之后的事。
　　其次，战国时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而太监和宦官发生联系只是明朝的事情。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因此，在大明王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一般宦官。因此，在明朝，太监和宦官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太监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发展到了清朝，太监和宦官才成为同义语，才成为可以互用的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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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楣”原来非“倒霉”

　　“倒楣”当然不是好事。
　　“倒楣”—词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据考证，该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因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成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门路。因此，科场之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照样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作弊之风。一般的读书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至为不易。为了求个吉利，同时更是为了给要上考场的读书人以心理安慰，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
　　依据当时的惯例，揭榜之时，谁家的学子榜上有名，原来自家门前的旗杆可以照竖不误，如果不幸失利，该考生的家人往往就会把自家的旗杆放倒撤去，叫做“倒楣”。后来，这个词被愈来愈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直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中，人们常把这两个字写作“倒眉”或“倒霉”，这当然是语言发展演变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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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未必是“道士”

　　在中国古代，佛教和道教是最为兴盛的两大宗教。其中，佛教是舶来品，而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出家修行的佛教徒称为“和尚”，又称为僧人，而道教徒则称为道士，又叫做道人。常人看来，两者的称谓互不混淆，各不相干，但也有例外。
　　《聊斋·画壁》中就有和尚自称“贫道”的例子。这个故事说的是朱举人游览京城一座寺庙时，被佛殿墙壁图画中的散花妙龄仙女吸引，竟进入了图画中，与仙女缱绻欢爱。后一金甲神人吓走了仙女，朱举人怏怏而归，可再看墙上的画，却发现画中的仙女已经变成了少妇。朱举人忙向身边的老和尚请教，老和尚笑言：“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

　　读者在感到疑惑的时候，也可能会觉得这是蒲松龄先生的“笔下误”。事实上，六朝时期的僧人就称作“道人”，以此来与被称作“道士”的道教徒相区别。这是因为，早期佛教徒、道教徒称谓相近与两者地位势力消长有密切关系。佛教是在东汉初年才正式传入中国，当时尽管道教以原始的形态在民间广为流行，但并不像佛教那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与严密的组织。但是，道教源于古老的巫术与神仙方术，加上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传播植根于民众，传播范围也比较广泛。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佛教只有借“道”而行，采用了很多道教的名词与说法。比如，佛教又称为“浮屠教”，僧人也因之而叫做道人了。唐宋以降，随着佛教地位的上升，佛教有了足够的资本来同道教抗衡，于是便逐渐放弃了以前借助道教传播的招牌，取消了“道人”的称谓，而转用从古印度梵语中音译的“和尚”、“僧”等称谓词语。
　　所以，大家在阅读古代典籍的时候，如果看到僧人自称“道人”的情节，就不用大惊小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