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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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朱元璋时代对北元的一系列战争看，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是打的非常出色的，从陕甘到漠北，明朝打了一连串的胜仗。今天的史家对于朱元璋的看法颇为不屑，大抵是因为他的残暴以及特务专制，但是从民族的利益看，朱元璋不愧是再造汉民族的功勋人物。庞大蒙古帝国的崩溃，正是由明朝灭元开始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明朝成功的占领了蒙古人的上都，几次差点捉住蒙古人的皇帝，在草原地区的一系列会战里，精锐的蒙古骑兵不断被徐达李文忠们打得全军覆没。当然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明朝打了这么多胜仗，却一直没有灭亡北元政权呢？原因很简单，就像强大如今天的美国也无法根除恐怖主义一样，文明社会要想给游牧民族敌人以致命打击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详见《文明进化论》）。当大军逼近时，他们只要收拾一下行装就马上转移了。恐怖主义组织可以以平民的生命来要挟文明国家的政府，而政府却无法以“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手段来对付恐怖组织。同样，游牧政权可以以种族屠杀来根除后患，譬如，蒙古灭西夏，满清灭准葛尔，但中原文明却不能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游牧民族，因为这种行为不容于文明的道德准则。比如冉闵，就一直以屠夫的形象存在于历史时空中。
　　综观中国的历史，农业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征讨，很少有能彻底控制游牧民族的传统领土范围的，这不是一个军事的原因，而是一个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经济形态造成的原因，汉朝反击匈奴，准备时间长达60年，汉朝成功的控制了西域地区，却始终无法有效占领外蒙古的广大土地。同是游牧民族的鲜卑族骑兵也长期受苦于柔然人的骚扰。唐朝反击突厥，一战俘虏其可汗，可谓千古奇功，可是在唐太宗死后，突厥政权却时有反叛，在初唐到盛唐的漫长时间里不断骚扰唐朝边境，即使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开元时期，英明如李隆基也是对突厥采取积极防御政策，最终还是借回纥之手将其灭族。游牧民族的难征服性在于：其实力强大时，可以威胁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攻杀抢掠，而其实力弱小或者衰弱时，却也往往化整为零，转为小规模骚扰的游击战术，农业民族的大规模征讨，在对付游牧民族强悍政权和大兵团作战时往往可以收到显赫的战果，但是对付游牧民族的游击战争时却往往是空费高昂的成本，却找不到目标。即使是满清征讨准葛尔蒙古，也是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最终还是凭借着彻底的种族灭绝政策才解决问题。可是要知道准葛尔蒙古势力要比传统的蒙古帝国小的多，仅仅是蒙古高原的一个部落而已。其次一点：从明朝开始，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在经历了金元两朝后，游牧民族对于汉民族已经非常了解，他们充分的吸收了汉民族的思想优点，并与其民族的结构特点很好的结合了起来。这种对于汉文化的逆向继承，使得后世的汉民族对付游牧民族的难度大了许多。宋朝时候的两大强敌西夏和辽都是半农耕半游牧的国家政权，其军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游牧骑兵，而是汉民族兵法和技术的精髓与游牧民族自身优越机动性的结合。蒙古政权也同样如此，北元虽然建于蒙古高原，但无论是其大臣还是将军，都对汉民族政权和军队特点有着深刻的了解，王保保更是一个地道的汉人。他们更懂得用汉人的兵法去对付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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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在内蒙古地区广泛的修建卫所，巩固了这一地区的统治。在明朝的军事制度和军事实力上，洪武时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明朝在极端困难的起点下完成了恢复中华河山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但是明朝最后的灭亡，却也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那就是卫所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度，其根源在于土地所有制，明朝初期百业凋敝，国家不可能有充足的金钱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卫所制度所实现的军队自给自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而明初军力的强大，与唐军的强大一样，根源正在于正确的军队建制上，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当卫所制度的基础—即土地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明军的腐化也就成了必然。这一点和唐朝有分外的相似，太宗时期的府兵制，使唐军成为了天下无敌的雄师，但是同样因为这个封建经济难以回避的矛盾，盛唐时期的唐政府不得不废除府兵制，而地方自主的募兵制度却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明朝人不会不懂得以历史为鉴的道理，但明朝人却走向了另一个反面的极端，即用抬高文官集团的地位和遏制武将的权力来避免地方叛乱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明朝中期人口增长，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的情况下，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文官集团的掌权也使得对外开拓生存空间成为了奢求。明朝实际上是在为宣德期间不断放弃漠南领土买单，朱元璋打下的领土，在文官集团守内虚外的方针下被不断的放弃。实际上对于中原农业民族来说，要想彻底根除游牧民族南下的隐患，有两快土地是坚决不能丢的，一为河套平原，二为漠南草原。控制了河套平原，就等于控制了骑兵的基地，控制了漠南草原，就等于控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命线，汉唐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他们牢牢控制了这两块地方，才有了游牧民族的臣服和汉民族骑兵的强悍。朱元璋的战略是对于蒙古高原的蚕食，即以长城以北的卫所为基地，不断的用修筑卫所的方式推进控制区域。这种战略方式与后来日本侵占华北非常相似，但这种方式却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财富的基础上的，成本非常高昂。迫于经济的压力，永乐裁撤掉了长城以北的众多卫所，并且数次御驾亲征，力图毕其功于一役。永乐在几次亲征的战役中也确实取得了多次重大的胜利。但众多卫所的放弃使其实质上等于放弃了大片的土地，直接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尴尬局面。也为蒙古人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创造了条件，因为明朝放弃了对漠南的控制权，蒙古骑兵就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肆意行事，强大的明军被蒙古游骑牵着鼻子走，占有的土地没有得到有效的统治，几十万精锐大军一次又一次在蒙古草原上做着免费的旅游，却给了鞑靼休养生息的时间。卫所的放弃虽然是迫于经济原因，但从军事战略上来讲则是一大败笔，他使鞑靼赢得了喘息和壮大的时间，也为后来的土木堡失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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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看看明朝军事的一系列战果吧。
　　1352年洪武起兵，明军初建，采石矶一战成名。鄱阳湖大破汉王60万水陆大军，平定枭雄张士城。1367年明军北伐蒙元，仅仅10个月就收复北京，从齐化门入城，俘虏监国贴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庆童，右丞相张康伯，中丞相满川，以及宣让，镇南，威顺等王子。缴获玉印，成宗玉玺。明军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将中国拯救出来，推翻了元朝把人分四等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蒙古统治者推翻的国家。12月明军收复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不敢抵抗带领18人逃亡北方，其余40000骑兵放下武器向明军投降。
　　洪武2年6月明军1万骑兵，8万步兵追击元朝末代皇帝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几百里外了。
　　洪武3年4月，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官员贵族1865人，官兵84500人，马匹15280，其他骡子，牛，羊无数。王保保仅几人逃脱。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时为止与元朝军队作战最辉煌的陆战大捷。
　　洪武20年，明军越过长城，2月明军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6月乘胜追击，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官员2994人，军士百姓77037人。宝玺，旗牌149个。金印1个。马匹47000，骆驼4804，牛羊102552，车3000。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成鞑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
　　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草原上的鞑靼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对内地和平的威胁。时代的魅力使永乐皇帝成为了第一个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游牧民族的权力中心——漠北讨伐胡人的汉族皇帝。他曾经亲自带领2万骑兵带着20天的干粮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冒险突袭位于现在俄国境内鄂嫩河边的鞑靼大寨。随后又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5万蒙古铁骑彻底击败鞑靼在漠北的势力，鞑靼大汗向明军称臣纳贡，表示屈服，永乐皇帝接受了贡品，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
　　在远东，东北，大明的军队建立了努尔干都司控制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建立了130个卫所，当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机构，驻扎了军队，行使对新疆的主权。明朝对东亚的影响，读者从韩剧《大长今》中就可以领略到。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南方。明军在那更是连战连捷。永乐四年，明军进入越南，越南依靠复杂的山地，建立防御要塞，挖掘壕沟，还在壕沟里面安插竹刺。携带毒药弩，火铳，巨石的越军藏在一边。城栅相连达900里不断，尽发军队和所有男子200万参加防御。这可是中国军队史上面对的最复杂，纵深最长，参加防御人数最多的战役了。越南以为是固若金汤了，可这个对于处在鼎盛时期的明军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明军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一直冲了下去。双方主力爆发了普赖山会战，明军斩首越军首级达37390颗，其后第一次富良江之战明军歼灭敌军10000人，缴获战船100多只。第二次富良江之战越南战船连绵10多里，在陆地是无数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企图靠大象击败明军。但是那是妄想，明军一下子歼灭了数万越军，杀的富良江被越南军的鲜血所染红，俘虏了越南的吏部尚书范元览，大理寺卿阮飞卿等高级官员，直到最后明军活捉越南黎氏国王，王子。
　　12年后越南再次爆发战争，明军水师在小黄江大破越南水军。击沉310多只越南战船。永乐19年，明军在农巴林大战中,再次取得大捷击败了越南，老挝联军，先是用火器攻击敌军的大象，接着再攻击敌方士兵，斩首10000多人。到了宣德2年，越南8万军队包围了明军的一个屯民点，昌利城。在四周高筑土城，在上面用飞枪射击城里。双方激战9个月。越南终于凭借兵力的绝对优势破城，城里无一个士兵投降，全部战死或者突围。后来明军大军到来平定了越南军队。
　　西南地区到了万历12年，缅甸出动6万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小城猛淋，明军在著名战将刘挺带领在直入匪穴，活捉敌酋。迅速平息了冲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特种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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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300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发生在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但是严格的说这次失败和明军战斗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的偶然性很大。但是强手就是强手，只过去了3个月明军就在北京城下打败了企图趁乱占领北京的瓦刺大军。而不是惊慌失色，赶快想着赔多少钱，让多少土地。
　　明朝中期，发生了倭寇骚乱的严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么人呢？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有记载，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国叛徒占70%。其实他们的大首领也大多是中国人如王直，李光头，许栋，严老山。沈南山……他们实际上是由中国地方豪强勾结海盗为核心，裹胁沿海贫民。雇佣日本浪人的集团。而他们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结盟。
　　倭寇在万里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游击战术，里应外合的配合和相对好的待遇，武器，经验。使这些民工级别的明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很快明朝就训练了一只专门剿灭倭寇的机动部队，还从西南地区调来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山区的山地部队。
　　但是强者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好的，很快明军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警机制，机动灵活的调动部队，出动水师在海上拦截，攻击。1548年的一次水师突袭行动，一举端掉了双屿的倭寇巢穴，斩杀数百名倭寇。4月大明水师在九山大洋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一只倭寇船队，斩杀首领稽天新四郎等2000人。接着在1549年1月的走马溪战斗，斩杀包括葡萄牙海盗在内的倭寇200人。1553年3月大明水师攻破大首领王直在列表的总部，随后又在表头，北交2次海战中击败倭寇。经过1555年的王径江，陆径坝战役歼灭2500名倭寇，彻底扫平沿海所有倭寇。
　　历史逐渐到了明朝建国的第224年，明军开始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朝鲜明军以少胜多，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火炮上的长处，大败日本丰臣秀吉的20万战国精英。并且在战争结素后，在北京紫禁城下公斩日本战犯。威震日本，大振国威。
　　明王朝最值得称赞的当属300年不败的大明海军了。无论内战，还是越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都是保持全胜。
　　郑和七下西洋，第一次把中华国威远布四方十万里。西洋莫敢不服。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嚣，当时的明朝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立即带领巨船水师向这个相距万里的国家，发起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国王亚烈苦奈儿集结了50000军队企图顽抗，大明军队只500个骑兵，1500个步兵就干掉了他的50000大军，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儿女，大臣们。并且把他带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
　　经典之战：与荷兰的料罗湾海战，与日本水鬼大名的露梁海战，与荷兰的彭湖海战，与葡萄牙，日本海盗的九山大洋海战，与越南的小黄江大战，与清朝的厦门海战。
　　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2000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打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那怕明朝最后的皇帝已经去世12年，明军依然可以在1674年收复被清军勾结荷兰一起占领，又要送给荷兰的彭湖。他们一直在保卫着中国。
　　关于明朝亡于满清的原因，笔者认为朝廷腐败虽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明末时期罕见的冰冻、连续的干旱，蝗灾，和伴随着灾害而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以小自耕农为主，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灾害和饥荒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得明朝陷入长期的多线作战（对北方游牧民族，抗倭援朝，对农民起义军，对大土司的叛乱）困境，从而拖垮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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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明朝战史，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多么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取和平，决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刺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都决不认输。
　　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你看如隆武战死沙场，你看如绍武被俘，绝食自杀，崇祯上吊。相比之下的是满清皇帝不割地赔款心里就不舒坦，倒台后寻求日本人的庇护。对不起，我实在没有从中间找到姜戎先生所说的游牧民族的“狼的精神”来。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明朝武功。
　　1.与蒙古战争,有胜有负,但最终胜利者是明朝。
　　2.平安南,全胜。
　　3.麓川之战,明全胜。
　　4.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明全胜。
　　5.俞大猷、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明全胜。
　　6.抗倭援朝之战，明全胜。
　　7.宁夏之役，明胜。
　　8.播州之役，明胜。
　　9.郑成功收复台湾，明胜。
　　综上，我觉得明朝是内战九胜一败，外战也是九胜一败，从没丧权辱国的事情，（按：天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南部，明军未能穷追，从此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南部。也是公元1626年，西班牙占据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市），1629年又侵略淡水，遂于该地筑圣多明哥城，和鸡笼的圣萨尔瓦多互为犄角，作为西人传教之所。遂占据台湾北部。从这些可以看出，台湾之丢实在不能算是因中国战败而丢，天启年间中国内乱不止，满乱难平，无暇顾及小小的台湾，就算是这样，福建巡抚南居益不是也打了胜仗吗？）奉明朝为正朔的郑成功率明兵收复台湾，不是也打得很精彩？外国人屈膝投降的那个画面至今还鼓舞着国人呢
　　明军在以上战争中都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谁能说不强呢？难道仅仅因为清朝和李闯就要使明帝国的军事实力永远被世人嘲笑？另外，明朝军队已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不比西方国家少，质量一直到明末才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反而减少了。
　　正气明朝。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古代世界上所有过百年的帝国唯一没有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的，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暂时的。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基本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他们坚持抗战38年。
　　要知道，这一切与明朝同时进行的恢复经济的工作不相矛盾，与明初生产力的恢复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不相矛盾，频繁的战争不仅没有拖垮明朝的经济，反而有效的保护了北方的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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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朝的成就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1.明朝的思想成就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像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在满清时被斥为“奇淫技巧”科学技术，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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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朝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但明朝却占有大量。明军的武器装备在世界上是一流的，火箭喷射器的雏形,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战,地雷发明都是明朝的事。
　　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兴旺。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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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明朝的对外交往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认为明朝是中西方的伟大的相遇的时期。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像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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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明朝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作为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仍然有许多让人遗憾的问题。我认为明王朝的最大缺失在于政治和法律的制度性缺陷。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蒙元统治的影响，虽然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代表的是汉族的光复，但是元朝毕竟统治中国近百年，蒙元的一些习俗已经成为汉人社会的习惯，明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不自觉中采纳了很多元朝的做法。譬如，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极端皇权主义、行省制度、以及皇族的殉葬等等。
　　鉴于两宋之祸的教训在前，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认为皇权不振，大地产和大商人是这些帝国权力结构之外的力量的存在是宋王朝军事积弱的原因，所以在他建立明朝之后就有意识的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而这种中央集权是建立在固定的小自耕农为主的基层社会上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明初严格户籍，控制迁徙，打击和消弱大地产、大商人的兼并。
　　1.户籍和赋税
　　朱元璋恢复了在宋朝时一度中断的均田令，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实现在基层完全全面推行均田令，这是他最大的遗憾。明代的土地制度，仍然维持土地私人产权，人民可以买卖土地，但并不是说朱元璋在基层方面无所作为。明代初期，大量土地荒芜，朱元璋广招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各种形式，为了鼓励开荒屯田，还规定屯田民三年免税，一旦垦为熟田，可为永业。朱元璋对基层的管理采用固定的户籍制度。明初户口主要包括提供兵役的军户和提供赋役的民户，另外有很多名目的贱民户口，如匠户（手工业）、灶户（煮盐业）、乐户（娱乐业）等等，各种户籍世袭固定，严禁私自逃亡换籍，法律有时候还将贬斥户籍作为惩罚的手段。各种户籍居民都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路引”——也就是基层政府开具的介绍信，不得离开住所百里之外。十户为保，百户为甲，设立保长、甲长作为基层组织形态，负责贯彻政府的法令、征敛税赋。保甲行政系统之外，朱元璋还特别重视道德控制，每个村子都设有“申明亭”、“旌善亭”，作为村民解决日常纠纷、表彰善行的地方。民户的情况口都要登记在册，因为用黄色纸坐封面，被称为“赋役黄册”。土地则画成图案，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两册是政府征税派役的基本依据。
　　明代个人拥有土地的规模没有法律上限，但也不意味着朱元璋对大地产没有办法。他的办法倒很特别，明初连兴大狱之时，有一种“追赃法”。历朝大狱，一般抄家杀头也就完了，朱元璋还要“追赃”，也就是随便说出一个巨大的数字要犯人家属缴纳。本来就是冤案，哪里有什么“赃”，打的急了，只好信口胡诌些富户充数。于是大量富户也就无缘无故的被扯了进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案子能够株连上万的原因。朱元璋显然是有意识的让大地主破产，以便维护基层的小农为主的形态。经过严厉打击之后，洪武三十年（1397年）户部统计，全国能够保持700亩田产以上的地主一共14341户。对这些实在找不出骨头的鸡蛋朱元璋仍然不放心，还要制定“吃大户”的税法控制他们的财产规模。明代农业税基本上分为土地税和人头税两类，土地税沿袭唐代两税法，每年夏秋两次，按鱼鳞图册登记的土地面积征税，地产越多税负越重，这是“正税”。人头税则是各种按人头摊派的“杂税”，比如治河、修路、供役、筑城等。少数人头税按照人均原则，称为“均徭”，比如需要大量劳力的治河等。大多数涉及钱粮的则按照累进原则，大户优先，财产越多负担越重。像供应过往官员马匹、饮食这个税目，税额没有一定的限制，摊上多少算多少，成了大户人家严重的负担。明朝的这些政策法律严厉抑制了大地产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小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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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限商、废钞、海禁和朝贡贸易法
　　据说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江南第一富商沈万三献银百万，名为犒军，实际上是想花钱买个政治上的靠山，朱元璋却勃然大怒，说“匹夫敢犒天子军”，不可以不制裁，下令让沈家限期“助修”南京城防的三分之一。时间紧迫，沈家组织了近百里的人龙，手接手的从砖窑传砖修墙。南京市的这段古城墙至今仍保存完好，但沈家却因此倾家荡产。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大商人的力量多么雄厚，而对朱元璋来说，这种力量当然是王朝的威胁而非国家的幸福，对付的办法则连制定限制性的法规都不用，直接靠暴力铲除，因此北宋以来政府维护或试图引导商业的复杂立法，明初只剩下几条蛮不讲理的禁令。和大地主一样，明初大狱也将大商人杀的近乎消失，商业的主体只剩下一些零星小贩。这些小商贩为社会生活所必须，无法消灭，于是制定各种管理措施进行控制。朱元璋规定凡是商店铺面都要进行登记，称为“审编铺户”，申报资本金额、营业范围、年收入等等，以便政府监控，超过一定规模则要强制性迁移到首都集中营业。行商出门要申请“路引”，否则军户按逃兵罪、民户按私度关津罪处罚。“路引”要写明申请人体貌特征、外出理由，贩卖货物，以备一路上关卡检查。客商出外难免住客店，政府又规定客店也要有“店历”，登记来对于传统控制大宗商品交易的盐茶榷，朱元璋当然不能放过。明代盐茶两业仍然实行禁榷。其做法也仍然是统购统销，政府于产地收购盐、茶，然后出售给零售盐、茶商人“盐引”、“茶引”，相当于许可证，商人凭引贩运到销地零售。明代禁榷森严，《大明律》中的私盐私茶诸罪处刑均比宋元重，执行也很严格，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叶，为此掉了脑袋。
　　元末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社会问题，朱元璋认为都是纸币惹的祸，于是明初几年实行钱本位，以政府铸造的铜钱作为交易媒介。铜钱数量少，价值低，只能适应汉唐时期商品经济水平很低的社会，宋代就已经难以满足交易需要，明代也是一样。钱本位的实行很快引起钱荒，交易中明显缺乏大额货币。朱元璋不得已也学习宋元，发行纸币，称为“大明宝钞”。但是这个“大明宝钞”根本没有任何“钞本”，完全是靠行政力量，在官员发薪、政府采购方面强行摊派。（官员薪俸本来就微薄，再有一半用钞票发放，就更加可怜。）但是行政力量终归难以抗拒经济规律。宝钞在民间只能按面值打折使用，若干年后形同废纸。中国古代的纸币史到此结束，无需政府干预的碎银成为主要货币。而政府则既不铸钱，也不发钞，彻底放弃对金融领域的调节控制，这对明代后期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元代兴盛一时的海外贸易带来了马可波罗这样的客人，并给欧洲带回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去刺激西方的冒险家去探险财富。但是如果马克波罗不幸晚生了几十年，可能根本来不了中国，因为大明天子对海外珍奇一概不感兴趣，而对禁止海外贸易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奢侈品，还产生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和强悍的海盗，前者催生败家子，后两者在帝国权力架构之外制造力量，统统应该打倒。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不断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因此唐宋元三代积累的市舶条法，到明代初期只剩下一片空白。
　　这里顺带介绍一下一种特殊的外贸法律：朝贡贸易法。在中国天子看来，中国周围的国家一律都是蛮夷，天子允许他们定期进贡以表达对中华上国的仰慕之情，又因为他们都穷的难以度日，天子并不在乎进贡的物品价值多少，还要给他们高额的“回赏”。于是周边各国经常以“上贡”为名，捧着大量草鞋竹席等“贡品”来中国，带回天子赏赐的数倍于原价的白银丝绸，这成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常说天下没有赔本作的买卖，如此看来也不尽然，至少中华天子经常干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不过天子虽然富有四海，冤大头当久了也不是滋味，于是又立法进行限制。明代这方面的法律十分发达，要规定“进贡”的级别、次数、人数、“贡品”的数量，还要发给外国进贡者“勘合”，比如日本，就将“日”和“本”两个字拆开，制成文簿，分别由礼部和日本人保存，作为朝贡的许可证，每次朝贡队伍要核对勘合才能上岸进京、面见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