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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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後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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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时，“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海暴行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清初莆变小乘》（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笔者对明清之际，人口变迁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当时是按人口缴税，因此人口被大量隐瞒。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满清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最少也有5000万人（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估计）！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推定有几千万，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满洲贵族不仅杀汉人，还杀少数民族。满清侵略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灾难，也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灾难，满洲贵族在两百多年的血腥杀戮中，各族人民都倍受荼毒，连素来对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各少数族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人被杀的最惨，这自不必说，此外，满洲贵族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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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满清的辫子，在英语中被称为“pigtail”，意思是猪尾巴。蒙元统治中国时，汉人的衣冠服制仍沿汉俗，并无改变。清军入关初准元制，明臣仍冠服如旧，上朝时分为满汉两班。当时有个明降臣叫孙之獬，山东淄川人，孙先剃发易服而出归满班，满班因其为汉人，不受；归汉班，汉人以其满装，亦不容。孙之獬羞愤上书疏略：“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于是剃发令下。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经历多次朝代更迭的汉人对于谁当皇帝反应没有太强烈。但是清朝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强硬做法出人意外地遭到了历来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对，认为剃头是莫大侮辱，“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群起反抗，之后出现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悲剧。清建立后全国因服饰，发式而被杀的汉人不下几十万，当时在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看到这些情景写道：“全世界象汉族这样因服饰，发式而遭屠杀的民族绝无仅有。”
　　对于满清的辫子，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这(辫子)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客观上说,这辫子和奴隶制度有太多密切的联系。在笔者的印象里，拖在脑后的满清辫子几乎等同古时犯人额头上的刺青，上面写的是“奴隶”二字。按常理，穿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型和统治并无多大关系。很显然，孙之獬的上书也许是“剃发令”诱因，但满洲人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历来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训导。满清统治者聪明的通过“剃发令”使汉民族丧失了自尊，自信，以人格侮辱的方式使汉民族精神萎缩，脊梁不存，打掉了汉人骨子里的民族优越感，使汉人接受“满化”，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以便达到维护满洲部族统治的目的。
　　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没有似明末汉人那样发出“头可断，辫不可剪”的“悲壮”呼声，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公猪）尾为弘宝”（把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几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辫子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辫子捶胸顿足。他们已经把满清通过血腥屠杀强加给华夏民族的发式衣冠当成了自己原有的东西。
　　中国由来已久的封建文化使得民众常处于被愚弄的状态之中而自己却浑然不觉，甚至有人为束缚自身思想的桎梏辩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习惯了做奴隶之后，一旦获得了解脱还会感觉浑身不适，恨不得立马回复到往日的状态中。正如满清末期被剃了头的臣民们痛哭流涕，纷纷高价购买假辫子充门面，以表明自己作为奴隶的忠心。
　　辫子已经消失很久了，但辫子的幽灵顽固得就像奴隶额上刺青的印记一样难以消除，这一点从充斥荧屏的“辫子戏”就能看出。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近年来出现最多的是表现满清历朝宫廷生活的“辫子戏”。皇上、朕、皇阿玛、格格、贝勒爷、大阿哥……100年前的皇族称呼，也兴盛于民间。《太祖秘史》、《清宫风云》、《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康熙王朝》、《康熙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戏说乾隆》、《乾隆大帝》、《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光绪皇帝》、《末代皇帝》……清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只有道光、同治二帝尚无专门的传记片。
　　毫无疑问，“辫子戏”兴盛于1990年代中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朝野上下正兴起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日益狭隘化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下，一种“盛世”妄想也风靡一时。奇怪的是，他们选择了满清王朝成为其“盛世”想象的载体。在满清历史上，流传着所谓“康乾盛世”一说（关于“康乾盛世”的画皮，将在本章后面有关章节里予以揭露），因此，影视作品中美化这一“盛世”传说的数量最多。然而，所谓“康乾盛世”，无非是在与全球文化基本隔绝的状态下，与此前的战乱时期纵向比较的结果。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下，依靠庞大的人口数量积累起来的财富，并不足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球商贸时代的挑战。到18世纪中期，在西方的打击下，脆弱的满清王朝不堪一击。
　　“辫子戏”以一个封建王朝“家天下”可疑的兴盛，来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榜。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经过无数“辫子戏”的讴歌美化后，被称为猪尾巴的“辫子”，由曾经的国家孱弱形象的象征，在“盛世”妄想中转化为威严和荣耀的标志，并据此而自满自足。愚昧、保守、专制的帝国属性被漂白洗刷一空，并归于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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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文字狱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满清的文字狱与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文字狱大多出于皇帝的忌讳和暴君的暴戾无常，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而满清的文字狱则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终满清一朝，其文字狱的密度和株连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朝代的总和。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满清文字狱不仅禁止政治文化的书籍，甚至连单纯的科普读物也不能幸免，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成的《天工开物》彻底从中国本土消失，直到数百年后满清灭亡之后才能见诸于国外的译本！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不闻窗外之事，其实与世无益。
　　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满清文字狱处治之残酷、杀戮之凶残，流毒之深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文字狱对禁锢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培养奴才，对民族精神的摧残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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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欲灭其国，先去其史
　　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满清统治者深知“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道理。他们聪明的通过纂改史书的内容来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作为人数居于绝对少数的异族政权，满清统治者通过纂改古书的内容来诋毁、扭曲汉人王朝，特别是前朝的明王朝来否定汉人的政权，以显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四库全书》，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书目禁毁，超过七十万部的图书被焚毁，还牵扯出无数的文字冤狱。
　　纂改史书的效果很有成效，他成功的蒙蔽了世人长达数世纪，并且一直影响至今。比如：它使中国人相信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因为明王朝的腐败，而不是因为清朝的部族政权；它使中国人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的糟粕，应当予以否定；它使中国人忘记了尚武精神，以为汉人自古以来就很懦弱；它使中国人相信《狼图腾》的理论，认为懦弱的汉人就应该被游牧民族统治；它使中国人错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闭关锁国的，而忘记了丝绸之路的兴旺和航海贸易的繁荣；它使中国人错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技术，心安理得的坐着德国汽车，携着日本相机，拿着韩国手机，而忘记了从汉帝国到明王朝的两千年里以来，中国一直更多的是技术发明的捐献者而不是受益者！（培根语）（详见本书的《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入侵——突厥和蒙古的侵略》第七小节《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三、满清的倒退
　　满清入主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吗？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说：“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
　　判断某次朝代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详见本书的《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笔者认为以君主的个人作为和朝廷的人事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是非常欠妥的，不科学的。我们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判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一种倒退，同样，我们不能以君主个人的英明来判定朝廷的更替是一种进步。笔者认为，判断朝廷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应该归根结底到一点：科学技术是否有所突破和进步、生产力是否有所提高和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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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进展的历程证明了满清的入关是一种倒退。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还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而满清的建立却以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满清的限制火器和闭关锁国使中国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1.【思想方面】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君权开始消弱，官员内阁开始强大。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明朝时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而在满清，结社是统治阶层严厉打击的对象，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随后，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迫使整个满清时代的文人学者只能逃避现实，投身于古籍整理，文字训诂，而丝毫不敢对现实政治有所置言。电视剧《铁尺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昀，四库全书的主撰者，只能埋首于枯燥的学术整理和烦琐的考证，丝毫不敢像王夫之、黄宗羲那样抨击政治和君权。
　　后世标榜的“乾嘉学派”是满清的主流学派，自称“汉学”而鄙薄“宋学”，追求返朴归真。其实就其研究内容来说，整理古籍研究古音古字，无可批驳，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可以，而且我也承认他们的成就，很多先秦诸子就是他们完成的注释甚至还原。但不可原谅的是，他们在研究上自造窠臼，走进极端，往往痴于一字一音的考据，迷信古训不能创新，表面上明察秋毫，实质上是逃避现实，陷入烦琐无穷的考据，了此一生。相反，对于考据之外，对于窗外之声，或自命清高而一脸憎恶，或惧于文字狱而回避不言。这对于学术研究本身贻害无尽。因此满清的学术主流汉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学术范畴，内容被形式窒息了，成为僵死的学问，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思想成为一潭死水。
　　值得注意的是乾嘉学派并没有随着满清的覆灭而消亡，他一直影响到至今的史学界，在当今中国的史学界，多的是学富泰山、“活图书馆”式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大都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和突破，满足于学识的积累，痴于细节的考证。与西方的历史著作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罗兹·墨菲的《亚洲史》、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大地的母亲》相比，我们当今的历史作品和火热的《百家讲坛》却依然只能津津乐道于人事上的谋略和勾心斗角，而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和进程或一言带过，或干脆不提。在《百家讲坛》里看不到鲁班，看不到华佗，看不到李时珍，看不到沈括，看不到徐光启，看不到王夫之，看不到黄宗羲……看不到四大发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却只能见诸于国外著作中。笔者不得不悲哀的承认，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在历史观而不是研究方法上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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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方面】生产力相对停滞
　　现在某些专家，比如阎崇年，极力鼓吹康乾盛世的经济,以此来证明满清王朝并没有拖中国经济的后腿，把近代中国落后原因归结为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但他们只看到表面的数据，而没有看到数据背后的本质。
　　首先，康乾盛世时清朝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此说不假，只是清朝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75％，明朝占45％，清朝占25％。这得归功于满清以前中国雄厚的基础，巨大的惯性作用使中国延续到康乾之时仍保持了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一，但比例已开始严重下降。
　　其次，康乾盛世时经济的增长是朝廷更迭后的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破，而是因为战争和饥荒后的人口恢复性增长（详见本书中《独立的中国文明》第二节《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性》）。这一点与宋朝和明朝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而引起的突破性的经济增长有着根本的不同。
　　康乾盛世时的经济总量始终没有超过明朝。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3000万，耗羡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而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停滞的却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众所周知，每当改朝换代之际，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人口急剧减少，远低于前一王朝的高峰数字，明清之际也是这样。据目前的一般估计，晚明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在北宋时期就已经达到一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明朝二百多年人口增长的规模实际并不大）。自西汉武帝中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以来，历代兴衰战乱，人口总在三四千万和一亿上下徘徊。然而这个变化曲线在清朝被打破了。从顺治初年人口凋敝（四川是最突出，也历来最不可解的一个例子）到乾隆后期超过三亿，中国人口最后在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撑起了所谓经济总量第一的“康乾盛世”，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了。所以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眼里，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泥足巨人”。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明清两朝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明末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士兵拿着生锈的大刀……军队象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这个帝国必将是野蛮、落后的”。
　　最后，满清王朝的经济比例非常不合理，经济增长都来自于农业，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末的工商业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萌芽"。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一些史书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明朝除那些金银铜铁之类的矿产得到开发外，明的采矿业早已多处开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从于谦的诗里就知道，至少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烧用石灰。例子比比皆是，就说采煤，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比如故宫后面的那个"煤山"就是皇宫里烧过的煤渣运到皇宫的后面，日积成山，故称"煤山"。明朝时不光已经烧煤，不光使用石灰，景德镇磁窑的生产早已在全世界名闻遐迩，其生产规模和用工制度也已较前朝有了质的变化――大批量地供应全国乃至国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这一行业，只是质量的要求更高、技工的分工更细。另外在造船业上，明朝一直很发达，航海贸易和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在军事上，火炮已较为广泛地运用。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击伤致死的。崇祯十年的1637年，江西举人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天工开物》一书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其至少预示着一种当时社会的工商氛围，预示着社会即将迎来工商业快速度发展的一种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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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科学技术方面】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明朝的文人政府阶层心胸是开放的，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李约瑟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在当时是非常现代化的装备。
　　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只知道制造爆竹，不去发展军火，甚至以为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弱点（详见本书的《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事实并非这样。火药武器，或简称为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入侵时常中断了中国火器的发展进程。以笔者之见，古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段为从唐末发明火药到元初，大约三百五十年，在中国这个发明沃土中，火器的发展以发明和创新为主要特征，这阶段的后期，火药及火器通过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朝到清康熙中期，中国发展火器的主要特征是仿制和缓慢地发展，这段时间大约三百多年；第三段是从康熙中叶起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其特征则是停滞和倒退，连仿制新武器也停止了；最后一段则是从恭亲王奕欣、李鸿章、左宗棠等搞洋务运动，创立中国军火工业算起，又开始了仿制和缓慢地发展。粗略地说，从康熙朝中期开始，在一百多年中，新型火器在中国得不到发展，甚至倒退。说在这段时期我们中国人只会用火药去制造爆竹，是可以的。
　　关于第一阶段这里就不说了。因为在火药传到欧州之前，任何的突破和进展当然都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关于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兴趣的请参看网上作品《中国古代火器发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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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明朝及清初火器在仿制中发展
　　明朝皇帝对于在军队中推广使用火器是重视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规定，在军队中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配备火铳。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时，就组建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营。据记载，在明朝中后期，十万京军中，已经有六万属火器部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低的比例。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下令兵仗局在三年中仿制佛朗机炮３４００门，小铜佛朗机铳５０支，铸造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各数十门，神炮六百多门，神铳一千五百多支，及随用的子弹、火药等，这些军火中可能多有仿制的，也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改进了的。从数字上看，当时的军工业还是有相当规模的。
　　总的来说，在火器发展中仿造超过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比欧洲也就落后了。清初郑成功在收复台湾时曾和荷兰军队作战，先是吃了荷兰人炮火的亏，后来则用炮火击败了荷兰人；康熙中期，清朝军队曾战败俄罗斯军队，双方都使用火炮。由这些战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使当时中国的火炮已经较欧洲的落后，但仍可对阵，似也差的不十分大，没有质的差别。
　　满族在东北起兵时，并不知道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由于袁崇焕依靠火器固守宁远，努尔哈赤攻打失利后死去，满清统治者开始组织汉族工匠铸造大炮，优待投降的火炮部队。后来在和吴三桂作战中，由于吴三桂炮火力量远远超过了清军，康熙下令让传教士南怀仁铸造大炮，接着也令一位汉人官吏戴梓（有关戴梓更详细的故事请看网上《康熙迫害火药武器天才的冤案》一文）制造子母炮。这都是在军事失利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大炮的主要力量不是外国人就是汉族人。
　　⑵康熙中期后停滞
　　是否停滞，首先可以从历史记载上看，因为，发展新武器，大规模制造火药武器，是会有所记载。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说明，在这一百多年中，清朝正规军的火器并没有什么进步。如果现代有某个部队在地下挖出了一百多年前的武器，不是拿去当古董，而是当作是作战利器，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从康熙中叶开始，接着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皇帝当政时，在使火器停滞这一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都不再改进、发展新型火器，也不仿制国外的威力较强的火器。后来在外国侵略者武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也就不奇怪了。
　　⑶满清为什么要停止火器的发展
　　很多清史专家都以为是满清统治者保守，自大，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使中国错失了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的时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没有接近事实的真相。
　　满清皇帝知道火器的威力的，努尔哈赤就死于火器，康熙的亲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在取得战争胜利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坚持骑射为本，这不能不妨碍火器的发展。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清圣祖，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认为骑射是满清军力量的根本，也就是大清皇朝立国的根本，正是康熙帝不再发展火器的重要原因。康熙帝对于以围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他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清史稿．１０２》在现在河北省北部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同时他还命令各省驻防官兵都要行猎习武。当然不能想象抬着大炮去围猎，这种训练演习当然还是以弓箭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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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火器绝非满族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和外国人或汉族人有着不解之缘，而满族人似乎总是以旁观者或次要的角色出现的。在满清人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族人佟养性。在《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次铸造大炮受奖的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族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仍是由佟养性率领。在崇德八年（１６６３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前一年，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是这样排列的，“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清史稿．１３９》）。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极重要的位置。后来的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的子母炮。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族人的手中。
　　很多史学家都说明朝的皇帝昏庸，但至少他们还是非常支持火器技术的发展的，或许骑射的劣势也是迫使明朝皇帝发展火器来弥补这种劣势的原因。清朝的皇帝或许多是英明神武、精明能干的（某些清史专家所言），但他们从狭隘的、自身部族的利益出发，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因而，对于这些英明的皇帝来说，这种强有力武器的技术秘密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将是对自身部族政权的安全利益的致命威胁。火器的效用和威力越大，对部族政权的威胁就越大。康熙是最英明的，在他手中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而限制火器发展是为了维持满族相对于汉族的军事优势，符合本族的安全利益。
　　那么为什么在康熙中期，而不是其它时期中止了火器的发展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清初时期满族人入关后立足未稳，三藩未定。从入关前到平三藩，还需要利用火器来对付汉人军队，因为三藩之一的吴三桂就有极强火炮。而当天下太平，政权稳定时，就是康熙开始限制火器的时候了。而促使康熙下定决心限制火器的导火线，很有可能和葛尔丹的战役中使用子母炮攻打蒙古骑兵有关。
　　子母炮的特点是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发射后可爆炸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命名为“威远将军”。据史书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这就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炮。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的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会有其奇效，特别是对于没习惯这种武器的马匹，更有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这样效用，那么攻击满族骑兵也同样可怕，一个象康熙这样精明的皇帝，不会看不出这一点。而能够制造这样可怕的武器的却是汉人，而汉人正是康熙所最不放心的。外国人会造，但不放心时可以赶走，几亿汉人能赶到哪里去？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限制汉人发展火器，其后果就是不再发展火器！
　　戴梓这样一个可怕的专家，随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另外，在康熙五十四年，他又下圣旨说子母炮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的部队是不许制造和使用的。这种能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有大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族人控制下的），应该是英明的皇帝精心考虑后的决定。
　　除了子母弹，还有鸟枪。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的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的确应该限制鸟枪。只是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是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康熙和乾隆不愧于英明神武的皇帝，他们的统治手腕的确高明。只是他们的英明决策多是出于本族利益，一家之私。这种英明的决策为他们的“家天下”带来了近三百年的江山，却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了深重耻辱的苦难之中。